卞孝萱　乔长阜《连昌宫词》爱国诗词鉴赏

作者： 卞孝萱乔长阜

连昌宫中满宫竹， 岁久无人森似束。

又有墙头千叶桃， 风动落花红蔌蔌。

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

上皇正在望仙楼， 太真同凭阑干立。

楼上楼前尽珠翠， 炫转荧煌照天地。

归来如梦复如痴， 何暇备言宫里事!

初过寒食一百六， 店舍无烟宫树绿。

夜半月高弦索鸣， 贺老琵琶定场屋。

力士传呼觅念奴， 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 特敕街中许燃烛。

春娇满眼睡红绡， 掠削云鬟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 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遍《凉州》彻， 色色《龟兹》轰录续。

李謩笛傍宫墙， 偷得新翻数般曲。①

平明大驾发行宫， 万人歌舞途路中。

百官队仗避岐薛， 杨氏诸姨车斗风。

明年十月东都破， 御路犹存禄山过。

驱令供顿不敢藏， 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 却寻家舍行宫前。

庄园烧尽有枯井， 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 不到离宫门久闭。

往来年少说长安， 玄武楼成花萼废。

去年敕使因斫竹， 偶值门开暂相逐。

荆榛栉比塞池塘， 狐兔骄痴缘树木。

舞榭欹倾基尚在， 文窗窈窕纱犹绿。

尘埋粉壁旧花钿， 乌啄风筝碎珠玉。

上皇偏爱临砌花， 依然御榻临阶斜。

蛇出燕巢盘斗拱， 菌生香案正当衙。

寝殿相连端正楼， 太真梳洗楼上头。

晨光未出帘影动， 至今反挂珊瑚钩。

指似傍人因恸哭， 却出宫门泪相续。

自从此后还闭门， 夜夜狐狸上门屋。”

我闻此语心骨悲： “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 耳闻眼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 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 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 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 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 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 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 五十年来作疮痏。

今皇神圣丞相明， 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 此贼亦除天下宁。

年年耕种官前道， 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 努力庙谟休用兵。

元稹

①作者自注：“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而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也如此。然而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又明皇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某其夕窃于天津桥上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謩也。玄宗异而遣之。”

唐玄宗统治后期，唐王朝由盛而衰。从李白、杜甫等开始，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志士仁人，为了寻求唐王朝复兴之道，不断作诗撰文，探讨其成败兴衰之由，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元稹的《连昌宫词》是其中的佳作之一。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之后，次年七月讨伐淄青李师道之前。当时唐王朝正处于“元和再盛”时期，作者贬官通州司马已有三、四年，曾致书宰相裴度，要求召用。

连昌宫是唐高宗所建行宫，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诗人通过艺术想象，虚构与宫边老人对话的情节，叙写连昌宫的今昔盛衰，抒发感慨和政见。全诗九十句，六百三十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为第一部分，写宫边老人泣诉连昌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变化。头四句描写今日宫中乱竹森森，落红遍地的衰败景象，渲染气氛，烘托悲伤之情，以引出老人的泣诉。“宫边”句交代地点、人物，“泣”字点出不堪回首，领起下文。“小年”等二十八句写老人“小年”入宫所见所闻唐玄宗、杨贵妃寒食节行乐的盛况。寒食禁烟，宫中却灯火辉煌，唐玄宗、杨贵妃在珠围翠绕的望仙楼上通宵取乐。琵琶名手贺怀智压场演奏，又命高力士找来名歌妓念奴唱歌，邠王李承宁吹笛，奏完了整套《凉州》大曲后，又陆续演奏了各种《龟兹》乐曲。名笛手李謩躲在宫墙外，手按笛子，偷学唐玄宗新制的乐曲。接着，老人又叙述次日清晨玄宗车驾离开连昌宫返长安，万人随从，百官仪仗都避开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而杨贵妃的三个姐妹却驱车疾驰，不加回避。这一段铺写，渲染了连昌宫昔日的繁华，揭露了宫廷生活的奢侈腐朽以及外戚的恃宠专横，由此反映了天宝(742—755)时期唐王朝在繁盛的帷幕下走向腐败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它由盛而衰的原因。“明年”以下三十二句，是老人诉说“去年”再入连昌宫所见废弃荒凉的景象。“明年”承上推进，说到安史乱军攻陷洛阳，乱平之后老人重归故里，但见宫门长期禁闭，“上皇”玄宗和肃宗等六个皇帝再也不来。接着说“去年”再入宫中，唯见荆榛丛生，狐兔横行，舞榭倾倒，窗纱犹在，粉壁生尘，乌啄风筝，一片幽深荒凉景象。唐玄宗特别喜爱的阶前花卉，依然在御榻前歪斜地开放着，可是殿中斗拱上蛇虫出没，正门香案上长着野菌。杨贵妃梳洗的端正楼上，当年晨光未出帘帷中已有人活动，如今只有珊瑚钩倒挂着。物在人亡，不胜悲恸。然后说离开行宫的悲痛心情，以宫门重闭，荒废依旧收束上文，回应“泣”字。这一段铺写，与连昌宫昔日的繁华构成鲜明对比，强烈地反映了安史乱后唐王朝衰落动乱的现实，表达了忧时伤事的感情。第一部分的铺述和描写，为下文议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从“我闻”至结束，写“我”与老人的问答。“我闻”句承上，“心骨悲”概括写“我”的悲痛心情，因而有“太平谁致乱者谁”的询问，领起下文。“翁言”以下十六句是老人针对所问而作的答词。开元(713－741)年间，姚崇、宋璟作宰相，能够直言切谏，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秉公选用人材，农业丰收，中外和平相处，朝廷和地方官吏清平，所以出现了太平盛世。姚崇、宋璟去世后，到了开元末年，朝政渐渐由杨贵妃把持，安禄山被杨贵妃弄进宫里，认作养子，虢国夫人家门庭若市；李林甫、杨国忠滥用权力，祸国殃民，朝廷重大决策错乱，终于爆发了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五十多年的创伤。老人的话，表达了对开元盛世的无限向往，对外戚、权奸专权祸国的极大愤慨，以及对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和人民遭受战乱之苦的万分悲痛。“今皇”四句由“太平谁致”生发开来，转而称颂元和之治，引入规讽现实之意。当今皇帝(宪宗)神圣，宰相裴度贤明，征讨诏书才发布，就很快地在元和元年(806)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定了江南东道节度使李锜的叛乱。元和九年，官军又开始征讨淮西叛军，这伙贼徒在元和十二年也被削除，天下重新获得了安宁。由此，老人感到国家重新太平，繁荣有望，现在的皇帝也有可能象当年玄宗皇帝一样巡幸连昌宫，并盼望这显示国家太平的盛举能早日实现，所以最后表示：以往每年都耕种宫前大道的土地，今年起要让出大道，准备迎接皇帝，不让儿孙们再耕种了。这两句，表达了老人对国家繁荣太平的殷切期望。诗的结尾，揭示老人“年年”两句话的用意，并表明“我”的看法：如果要让老人的期望成为现实，朝廷就要吸取玄宗时期朝政治乱的经验教训，策划好国家大计，消除“致乱”根源，不要仅仅依靠对藩镇用兵来实现和平，尽管宪宗皇帝的武功也是值得颂扬的。这里，针对元和时期的政治现实，强调更要重视“文治”，显示了讽劝之意，点明作诗主旨，戛然而止，意味无穷。

这篇七古通过“我”与“宫边老人”关于连昌宫今昔变化和玄宗时期治乱因由的对话，强烈抒发了对唐王朝今昔盛衰的感慨，含蓄批评了唐玄宗的荒淫失德，愤慨揭露了外戚奸相弄权祸国、藩镇割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长期深重灾难的罪行，热烈表达了“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国家重新繁荣太平的美好愿望和“努力庙谟休用兵”的治国主张。忧国忧民，情见乎词。从这方面说，此诗较白居易的《长恨歌》具有更为强烈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感情。当然，开元盛世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诗人仅就朝政而言，也无可厚非，但对盛世的描述颇有美化之处，或者说含有较多理想色彩。

作为一篇优秀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是体制的创新。它“依香山新乐府之体制”而予以“改进创造”，“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论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白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而且诗的主旨在规讽朝政，议论径直切当，气格浑厚凝重，也与新乐府精神一致，但在“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以上引文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连昌宫词》)等方面，又有别于新乐府。其次，作品在人物、事件、环境等的处理方面，采取移花接木，真假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的或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想象、虚构融为一体，既符合历史或生活的本来面貌，又较它们更为集中、典型，更有力量。明示其假，以表明意在规讽，则言之者无罪；直举其真，以增加规讽的力量，使听之者足戒。这显然是受到了先秦诸子引譬作喻、汉代辞赋设为问答和劝戒讽谏以及唐代传奇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的影响。连昌宫，历史上实有其地，但唐玄宗、杨贵妃天宝年间同游的是华清宫，望仙楼和端正楼也在华清宫。作者为什么偏要将其移到连昌宫去呢?既是为了创作上的避热创新，因为白居易《长恨歌》等已咏写过幸华清宫事；更是为了表现讽谏主题，因为连昌宫靠近东都洛阳，开元中，玄宗曾多次到过洛阳，开元二十四年后，玄宗逐渐怠于朝政，李林甫拜相专权，再无东幸洛阳之举，话连昌，望东幸，实有深意。诗的第一部分所写唐玄宗、杨贵妃、岐王、薛王、贺怀智、念奴等实有其人，但事情却不发生于连昌宫，时间也不在天宝的寒食节，诗人偏要将彼时彼地之人、事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所写又与人物的真实身份、性格、行事切合，写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历史的或生活的本质，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也增加了真实感。岐王、薛王死于开元中，作者却让他们天宝中从驾至连昌宫，其意在衬托杨氏姐妹的权势，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以为误用，未得其旨。诗的第二部分所说人、事尽符史实和时事，更赋予全诗以历史的真实感和强烈的现实性，使得第一部分的叙写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含义，是后者的发展。但如果没有后者生动形象的叙写，前者也就显得枯乏无力，不足以产生深切感人的讽谏力量。至于诗中的“我”(不等于作者)和“宫边老人”，不过是子虚乌有，宫边对话、老人两度入宫以及宫中盛衰景象的描绘等，自然属于虚构想象，不过，对于展开内容却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是艺术手法的匠心独运。全诗紧扣“盛”“衰”“治”“乱”，铺写人物、事件和景物，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生动曲折，流畅浑厚。写“盛”“衰”由连昌宫落笔，以老人两度入宫见闻构成强烈对比。“盛”时着重刻画人物形象，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衰”时着力描摹景象，以烘托今昔之感、悲凉之情。说“治”“乱”由玄宗朝落笔，叙事径直，议论激切，贯注忧国忧民之情。如果说前一部分是生动详密的铺写，那么后一部分就是纵横有力的直陈。二者的结合，体现了作者的“诗笔”和“史才”。诗中直接写景的仅开头四句，直接抒情、议论的仅“我闻”一句、结尾两句，寥寥数语，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可见作者行文之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