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谏逐客书》原文与翻译、赏析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②。
昔缪公求士③,西取由余于戎④,东得百里奚于宛⑤,迎蹇叔于宋⑥,来丕豹、公孙支于晋⑦。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⑧,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⑨,百姓乐用,诸侯亲服⑩; 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11)。惠王用张仪之计(12),拔三川之地(13),西并巴、蜀(14),北收上郡(15),南取汉中(16),包九夷(17),制鄢、郢(18),东据成皋之险(19),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20),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21)。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22),彊公室,杜私门(23),蚕食诸侯(24),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25)。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26),疏士而不用(27),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28),有随、和之宝(29),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30),乘纤离之马(31),建翠凤之旗(32),树灵鼍之鼓(33)。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34),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35),郑、卫之女不充后宫(36),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37),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38)。所以饰后宫、充下陈(39)、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40)、傅玑之珥(41)、阿缟之衣(42)、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43)。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44),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45),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46)。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47)。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48),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49),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50)。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51),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52),却宾客以业诸侯(53),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54)。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55);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56)。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57),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58),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鉴赏】 《谏逐客书》为李斯的代表作。秦王政十年 (前237) 下令逐客,李斯上此书劝谏,力陈秦用客之利,逐客之非,竟奇迹般地打动秦王,收回成命。
首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为全文的中心,开门见山,推窗见月。“过矣”见其观点鲜明,“闻”、“窃”见其表述委婉,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同时,不言秦王下令,但言“吏议逐客”,避免与秦王的直接交锋,也非常巧妙。南宋文论家李涂的《文章精义》盛赞此句: “文章起句发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书》起句,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昔缪公求士” 一段,言昔秦用客成功,证之以史。作者先以 “四君” 为例,排比铺陈,以古证今,从正面论述用客之利: 穆公“八方求士” 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而“至今治彊”; 惠王 “用张仪之计” 而“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而“使秦成帝业”。然后用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一句,假设推理,从反面人手,阐述逐客之害,利害如此,逐客之“过” 明矣。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一段,言今秦重物轻人,拟之于物而理洽。作者先用“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七个动宾结构,“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一个疑问句式,“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 “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两个假设推论和 “若是者何也?”一个设问,阐明秦王因 “适观” 而乐用非秦之物; 然后从“跨海内、制诸侯”,统一天下的战略高度,将此与不讲实用而逐非秦之人作比证,轻重倒置,王者不为明矣。
“臣闻地广者粟多”一段,先用 “太山”、“河海” 作比喻论证,并由物及人,推出 “王者不却众庶” 乃 “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 的原因; 继而再用 “寇兵”、“盗粮” 的比喻,揭示“却客”、“退士”必“资敌国”、“业诸侯” 的恶果,因果如此,秦王能不顿悟乎?
最后一段为全文的总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概括“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一段;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概括“昔缪公求士”一段;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概括 “臣闻地广者粟多” 一段; “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则总收全文,并照应开篇之“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又纵横捭阖,文笔恣肆。作者以 “逐客过矣”一语,点明全篇主旨,接下来道古论今,证之以史,拟之于物,晓之以利害,明之以是非,动之以情感,纵笔挥洒,旁征博引,然处处不离 “逐客过矣” 四字,显得既严整中正、章法有序,又肆意通脱、潇洒风流。
文章说理剀切、议论风发,而又语重心长、委曲婉转。作者没有纠缠“郑国渠”而就事论事,也没有因自己 “亦在逐中”而耿耿于怀,而是高屋建瓴,始终站在“天下一统” 的战略高度,围绕“跨海内、制诸侯之术” 立论,处处着笔于“民以殷盛,国以富彊”、“富利之实”、“彊大之名”、“彊公室,杜私门”、“无敌于天下”等秦国的现实利益和前途命运,显得义胆忠心,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切中要害,而又语语动听,句句动心,诚挚动情,发人深省。
在论证方法上,既有事理的结合,又有正反的鉴照; 既有精当的喻证,又有鲜明的对比。文章前两段,即 “昔缪公求士”和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 两段,重在事实论证,文章后两段即“臣闻地广者粟多”和“夫物不产于秦”两段,重在理论阐述。“以客成功”用正面论述,“逐客之害”用反面推论。“太山”、“河海”、“藉寇兵”、“赍盗粮”的比喻论证也生动切贴,警示人心。有“今”与“昔”的对比,“用客”与“逐客”的对比,“重物”与“轻人”的对比,通过对照鉴别,是非更明确,利害更昭晰,观点更鲜明。
语言上,既骈辞俪句,整齐合谐,又间杂散句,错综成文,且多用排比铺陈,繁辞华句,对后世的辞赋、骈文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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