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秧马歌》序》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 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行泥上。”其秧马之类乎?
宋哲宗绍圣元年 (1094),59岁的苏轼以“所作文字,讥斥先朝”的罪名,被黜定州 (今河北定县) 太守之职,以左朝奉郎贬知英州 (今广东英德)。行至当涂,又接到旨令,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 (今广东惠阳) 安置。本篇便是苏轼在这样连遭政治打击的情况下,于南迁途中经过庐陵 (今江西吉安) 时写的。了解了写作背景,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人品及其对民情的关注。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纷争割据的局面,同时也吸收了后周、南唐、吴越等地的经验,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式农具。苏轼在长期地方官任上,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介绍并推广先进的插秧农具秧马便是突出一例。
这是写在《秧马歌》前面的小序,序与歌是互为补充、结为一体的。序文首先说明了作《秧马歌》的起因。作者途经庐陵时,受到了曾安止的热情款待。曾安止,字移忠,庐陵泰和县人,此时已“致仕”——退体了,“宣德郎”是他致仕前的官职。曾安止拿出自己所作《禾谱》请苏轼过目,从而引起苏轼作《秧马歌》的动机。序文肯定了《禾谱》一书的成绩,但“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这并非批评,而是感到不满足,很遗憾,语气平缓,很得体,只会拓开对方的思路,不致伤害情感。
由泛说农器,具体到秧马,以见出“谱农器”的必要,行文过渡得很自然。”予昔游武昌”,指此十多年前苏轼贬居黄州时期,“武昌”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与黄州隔长江相对的鄂城。“见农夫皆骑秧马”,点出歌与序中所咏述的中心事物。秧马是新鲜事物,赣江流域的人们还未见过,故特作介绍:“以榆枣为腹,欲其滑; 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先说制造,再说形状。这几句在《秧马歌》中是这样描绘的:“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诗与文体制不同,写法也就各异。诗要以形象去感染读者,文则要平实,要讲明事理,使读者明白所以然。榆、枣木质坚硬,楸、桐木质松软,为腹为背,出于“滑”、“轻”的不同目的,内里含着因果关系。“昂其首尾”可以减少磨擦力,“以便两髀”则骑坐舒适,事理自明。语言运用上,两两对偶,又前后分承,富有逻辑性,也与诗歌的氛围相融。歌与序虽都写秧马,却着眼点不同,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下面写秧马的操作和功效也是如此。“雀跃”一词筛选精妙,既传轻快之神,又含欢快之情,也来得生动。“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暗中也申明了作《秧马歌》的用意,宣传它,让这里的人们推广它。
序文最后引《史记》中关于“橇”的记载和后人的解说,意在寻根,推测秧马的由来。《史记·夏本纪》载:大禹为治服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这就是“禹乘四载”。其中特别拈出“泥行乘橇”,则因“橇形如箕,擿(拨动)行泥上”,与秧马的形制和用途差不多。秧马的由来虽属推测,但泥行工具古代确已有之,这样也就增强了人们对秧马的信服力。
这篇序具有说明文的特点,容易写得枯燥。但本文作者充分调动了语言的艺术魅力,笔笔欲活,富有诗意,确系一篇妙文。
苏轼到了惠州之后,曾为《秧马歌》写过四篇跋语,记述了他在岭南传播并改进秧马技术的情况。在他身体力行的推动下,秧马确曾得以广泛施用,也收到了良好效益。周必大在《跋东坡秧马歌》中说苏轼“既到岭南,往往录示邑宰”,“殆是得意之作”。“得意”处绝不限于歌的本身。附带说一下,象秧马这样的先进农具,后世非但没有继续改进以提高生产力,反而渐渐堙没,其中的奥秘,实在令人深思。
文是好文,诗也是好诗,两相参读,互为发明,将有益于读者赏玩,故附《秧马歌》于后: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
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垄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
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
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
何用繁缨与月题,朅从畦东走畦西。
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
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隮。
锦鞯公子朝金闺, 笑我一生蹋牛犁。
不知自有木駃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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