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原文|注释|赏析

曾巩

赠司徒鲁郡颜公，讳真卿，事唐为太子太师，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初，公以忤杨国忠斥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为之备。禄山既举兵，与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后，贼之不能直窥潼关，以公与杲卿挠其势也。在肃宗时，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为御史唐旻所构，连辄斥。李辅国迁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请问起居，又辄斥。代宗时，与元载争论是非，载欲有所壅蔽，公极论之，又辄斥。杨炎、卢杞既相德宗，益恶公所为，连斥之，犹不满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惭其言，后卒缢公以死。是时公年七十有七矣。

天宝之际，久不见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动，公独以区区平原，遂折其锋。四方闻之，争奋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为之倡也。当公之开土门，同日归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余万。繇此观之，苟顺且诚，天下从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继续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盗继起，天子辄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观望。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故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 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

夫世之治乱不同，而士之去就亦异，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时，彼各有义。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顾回隐，以市于世，其可乎? 故孔子恶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杀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与?

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慥，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过予之家而告之曰：“愿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至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之者欤! 今州县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复议。二君独能追公之节，尊而祠之，以风示当世，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谓有志者也。

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上，有无数闪光的历史人物。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一个杰出的榜样。他的人品也象他的书品那样端庄遒劲，辉映史册，在安禄山制造分裂、叛乱，大唐王朝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力挽狂澜，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做为儒学思想的忠实信徒，曾巩一生致力于“宗经明道”，欲以儒家道统治理天下，对颜真卿这样“取义成仁”体现了儒家道德风貌的典范，自然心中是十分仰慕的。所以，当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慥修建了颜真卿的祠堂，并请曾巩做记时，他不禁欣然提笔，写下了这篇充满感情的《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在这篇记文里，曾巩发挥杂记这种文体的特长。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重点描述了颜真卿忠君卫国的事绩，赞美了颜鲁公的品德节操，由此生发开来，论述了儒家大义，对建祠纪念一事表示了赞赏与支持。

这一篇记文由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过渡自然，衔接紧凑，全篇浑然一体。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篇一反曾巩常见的委曲徐奥，敛气蓄势的笔法，写得激昂热烈，跌宕起伏，很有气势，表现了曾巩风格的又一个侧面。

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颜真卿的事迹。又可分为四层。第一层起句“赠司徒鲁郡颜公，讳真卿，事唐为太子太师。”介绍了颜真卿的身份。一个“赠”字，点明了建祠纪念的敬意。据《旧唐书》记载，颜真卿字清臣，唐开元中举进士，在代宗朝政时升至尚书右丞，封鲁郡公，德宗时追赠为司徒。所以这里称为“鲁郡颜公”。此外，封建社会里称死去了的帝王或尊长的名字时，为避免直呼不恭，要加个“讳”字表示避讳。在谈颜真卿的事迹时，先把他与从父兄颜杲卿并提，用的是欲扬先扬的笔法。从父兄即堂兄，颜杲卿，《旧唐书》中有传。在安禄山叛乱时，杲卿正任常山太守，他率兵抵抗，不幸被叛军俘获，他骂不绝口，被割去舌头，仍含糊不清地骂贼而死。著名的《正气歌》中有“为颜常山舌”的诗句，就是文天祥慕杲卿之忠义，歌之以激励自己的。颜杲卿的事迹。早在文天祥赞颂之前，就己垂青史册，妇孺皆知了。因此，当曾巩将颜氏兄弟二人并提，称之为“皆有大节以死”的时候，读者自然会得出颜氏一门忠烈的结论。这一层以“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为之烈也”收尾，鲜明地反映了曾巩的儒家卫道士的观念。曾巩一生致力于倡导儒家经义，强调对百姓进行教化的作用。现在，连小孩妇女都熟知了颜真卿的忠烈事迹，建祠纪念也正是为了巩固与扩大这一教化世人的效果。

第二层到第四层从三个方面叙述了颜真卿的事迹。其一是抵触杨国忠而被贬，任平原太守后，仍以国家安危为重。他对安禄山叛乱早有预见，并为之做了准备。在安禄山叛乱以后，颜真卿又与其兄相互配合，牵制住叛军的力量，使贼军不能迅速进攻潼关。其二是颜真卿敢于同权奸做斗争，虽屡屡被贬，然而终不改其志。其三是担负说服叛军归顺的使命身入虎穴，终于不辱使命，不屈而死。这三个方面体现了颜真卿的“智”、“忠”、“勇”的可贵品质。曾巩的文笔精炼。用词准确。行文多用短句，形成了激愤沉郁的气氛，颇具感染力。在对付安禄山时，颜公表现出过人的机智与谋略。作者仅用“策”“备”“伐”几个动词，就活画出颜公的这一品质。“策”敌必反说明料事之准。洞察之细，为之预做准备，说明从容主动，智高于敌。“伐”敌后路，以弱击强说明其善于用兵。而令人激愤不已的，则是颜公同权奸的斗争。颜真卿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应该说是久历宦海，饱经风霜。然而其刚正不阿的品德却是愈挫愈奋，格外生辉。如果说在第二层里。作者提到扬国忠对颜真卿的第一次贬斥，那只是为叙述史实方便而非叙事重点，那么，在第三层里，六任权贵接连不断地对颜真卿进行贬斥和打击。则是作者为突出颜公“疾风知劲草”的品德而特意选择的反面事例了。作者有意以重复的笔法写权贵们对颜公“斥去之”，“连辄斥”，“连斥之”。从这些一再重复的字句中，读者可以感到封建官场对颜公打击的沉重。更可以体会到作者用笔的沉重，曾巩正是以感慨万分的心情描述奸臣的横行无忌。联系到作者年方弱冠，文章就名扬天下，但到写此文时，仍未能中举，就更可以体会到曾巩的弦外之音了。

第二部分，文章转人分析议论，作者写道： 天宝年间，很长时间没有发生战争。安禄山已经反叛以后，天下没有不受到震动的。颜公当时独自以小小的平原太守身份起来抗争，到底挫折了敌人的锋芒锐气。使天下四方听到此事以后，受到鼓舞而争先响应起来斗争。唐王朝最终能振作起来(没有被安禄山覆灭)，关键在颜公为它振臂一呼啊。这一段，写得神采飞扬，分析鞭辟入里，既剖析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时的失利原因，又充分肯定了颜公做为中流砥柱的作用。作者用对比的手法，一方面是“天下莫不震动”，另一方面是“公独以区区平原，遂折其锋”。使读者体会到，在黑云压城之际，颜真卿这样做，确实对唐王朝的安稳起了倡导的关键作用。作者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推理。当颜公打开平原县大门，当天响应表示归顺的就有 (被安禄山占领的) 十七个州郡，得到兵马二十多万。由这件事来看，(如果没有颜公) 假如都对安禄山顺从和忠诚，天下就归姓安的了。这就更表明了颜公的勇气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结论，作者用充分的事实论证： 从颜公奋起到他不幸遇难，又经历三十年，小人继续执掌朝廷大权，天下一天天进入混乱破灭。大股的盗匪先后涌现，天子动不动就要离京躲避他们。朝臣多是胆怯怕事，持观望态度，苟且忍耐于盗匪中间。从天下失去颜公以后，没能再有忠荩肱股之臣力挽危局，使得天子不保，社稷堪忧，更说明颜公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作者假设之正确： 没有颜公，天下就都顺从安禄山了，再次从反面论证了颜公的功绩。作者正反对比，层层分析，进一步阐述颜公能卓然于世的原因，转入了对思想品德的分析，这既是作者论证深入的表现，也是作者最终归结到儒家道统的写作目的。

作者以抽丝剥茧的手法，由小到大，对比映衬，把颜真卿的行为品德推到更高的境界。作者写道，能够逆世俗一次，失去了所在官职而不后悔的人就很少了。至于接二连三地逆世俗，顶邪恶，失去了所在官职而不后悔的人，那是没有过的。至于 (因逆世俗) 起来又倒下，反复七八次，到死也不后悔的人，那天下只有一个人做得到，那就是颜鲁公。在一长串的短句造成的紧凑激昂的气氛之后，这一层，作者用深沉舒缓的长句表现感叹不已的心情。作者不急于推出颜真卿，而是欲露先藏，只是步步深入写逆世俗的人由寡至无，最后推出一人，不言其名，造成一个停顿。勾出读者心中的悬念，然后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若公是也”。这样，作者就把一个奋不顾身，取义成仁的高大形象推到读者面前。

当作者剖析颜真卿的行为品德时，他遇到一个难题：颜真卿并不奉行儒家教义，如何把颜真卿的壮烈事迹与儒家道统挂钩呢?作者援引儒家的性善说论证道：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着神仙佛道的说法，不完全合乎真理。但他奋然而起，独立于天下，做到为道义而死而不后悔，那是他至善的天性决定的。所以说，只凭颜公能泰然处于死地，不足以表明他的伟大，为什么呢?人到了势力弱小，不得不死的场合，即使一般人也能努力做到临危不慌。何况颜公这样充满自信心的人呢?只有经历过同大奸的斗争，不断地受到打击挫折，跌倒失落，反复七八次，而从始到终不以个人生死祸福为虑，如果不是忠诚地相信道义，就做不到这点。作者论述到这里，一下把颜公的精神品德升华了。曾巩善于说理，能够从事实中引深到儒学道义的精华。他把颜公所以同逆流邪恶的斗争、提高到为维护正义，而舍弃个人一切的儒家最高理想上，把抗击邪恶势力的一时之勇引导到取义成仁的自觉磨砺上，把读者对颜公单纯的崇敬引导到学习颜公的处世行为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说理至此，似乎透辟己极，该结束了。然而曾巩笔锋一转。把读者的视角从乱世移向治世，从历史引到现实。在第三部分，作者说到：世上治乱的时代不同，而仁人君子的处世行为也有不同。象伯夷不食周粟之清高，象伊尹当任不让的勇气，象孔子能应合时代创立学说，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只自比那些古代的圣贤做法，怀念留恋那时的情况，想到重新拿到今天的世界来，可能吗?所以孔子说：‘不能同一个卑鄙的小人一起侍奉君王。’而宁可杀身以成仁义。颜公，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作者在这里对世俗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当小人当道，志士仁人难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没有不切实际地要求人人象颜公那样抗争，由于世上还没有酿成动乱，他只能呼吁人们独善其身。

最后一部分既是交代建祠的由来，说明写作原因，又进一步从法令引申到教化的作用。作者说明：至和三年(离作者中进士的嘉祐二年相距两年左右)聂、林二君为敬慕颜真卿，使之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特建祠纪念。请我写一篇文章。作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说理周详，兼顾前后的特点。他一方面说明颜公的伟大不能超越，并不在于建祠不建祠，牢牢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颜公的品德上。另一方面肯定了建祠的作用，没有建祠的形式，无法表达人们的心意。作者赞许建祠的另一理由是： 今天州县的治理，很多是不能单靠法令来解决的。所以，二位尊公建祠用以风范教化众人，就是法令的作用达不到的，可称是有远见的人啊!

曾巩大力宣扬颜真卿的忠义，固然有封建道德说教的一面，但是，他看到了教化的作用是法令所不能相比的。确实表现了深邃的目光。这篇记文，引证事实，正反推理，从历史到现实，有议论，有感叹，写得情深理透，让人一读再读，颇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