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画记》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画记》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者十人，一人骑而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靮立者二人，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钺植者七人，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二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而蹄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 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糜、鹿共三十，旃车三两。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属，瓶、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摹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贞元十年 (794)，韩愈求仕滞留京师长安，与同住一起的独孤申叔以棋为赌，赢得一幅很有名的游猎图。也许因画技超绝，也许因来之不易，韩愈对它十分珍惜，“虽百金不愿易也”。然而第二年他回到老家时，偶然遇到这幅画的作者，于是慷慨将画赠还原主。赠还之前，韩愈又反复观看，细致作记，写出了这篇历来为人所推崇的佳作。

这是一篇说明性的记叙文。它详备逼真地记叙了画中人马的各种动作和其他走兽、兵器、杂具等及其数量，总计约五百有余。乍一看，好象一本流水帐，枯燥乏味，细品之，却颇引人人胜，犹如真有一幅熙熙攘攘、栩栩如生的游猎图呈现在眼前。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应该说是韩愈在布局谋篇和语言锤炼上的高深造诣所使然。

《画记》并非一篇赏析美术作品的文章，而纯粹是一幅美术作品的文字记录。韩愈在文末讲的很清楚，“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为的是“时观之以自释焉”。因此，他在给这幅画作记时，正是按照人们赏画时的视觉习惯和画面内容一步步、一层层地写来的。人们欣赏一幅画，一般地都是首先注意到画面上的人或者中心景物，其次是与人或中心景物相关的事物，最后才看到其他陪衬，形成一个整体印象。韩愈在这篇文章中以“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一句启首，似乎是为读者慢慢展开一幅画轴，随即把笔触首先放在最吸引人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上，写完人再写各种姿态的马，然后将牛羊狐兔之类的走兽、兵器、用具等一笔带过。这样的顺序与人们实际赏画的步骤大体一致，读这篇文章就好像真的正在欣赏一幅画，可见韩愈在层次安排上之巧妙用心。

如果说，层次分明、循序渐进，还只是此文结构形式上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在记述内容上，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则是此文另一个显著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讲到文章详略安排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务总纲领”，即从表达文章主旨出发审视材料的轻重主次。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引柴虎臣的话说：“详略者，要审题之轻重为之。题理轻者宜略，重者宜详。”韩愈的《画记》是分人、马、其他禽兽、杂用器物四类来写的，这四类中，人是描述的重点，因此一一列举动态并标出数目，有的还写出了服饰、神态，十分详细;写马则较比简洁，只是分别写了各自的动态，然后总计其数;写其他禽兽和器物就更简略，仅列名称，这两类才占全篇五分之一。正因为有了这些详略不同的记述，才突出了韩愈为画作记的主旨，也才使这篇文章波澜起伏，变化多姿，犹如音调和谐悦耳的交响乐和笔墨疏密有致的山水画，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般有点写作经验的人有这样的体会，用文字描绘静物不大容易，要把一幅画原原本本地“移植”成文字，让人读到它就产生如观原画一样的效果，则更属不易。俗话说，千古文章重白描。韩愈在这篇文章里恰恰借鉴了绘画中的白描手法，对人马形态的描述，几乎都是采用真切平实的语言作单线条的勾勒，三言两语就揭示出人或马的外貌、姿势，甚至人物的心态。如“甲胄坐睡者一人”，仅用四个字，就把一个疲惫不堪而又枕戈待旦的人物形象地刻画了出来。再如“寒附火者一人”，不仅烘托了野外围猎的环境气氛，而且一个“附”字，把一个怕冷烤火者的猥琐心境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其他如“徒而驱牧者”、“坐而脱足者”、“挹且注者”、“杖而负者”、“舍而具食者”等等，都用语极简明，又突出了人物特征，形象、神态跃然纸上。这是韩愈对画中人物的描写;写马，他也是选用最生动准确的词来描述马与马的不同情状，象“陆者”、“翘者”，“龁者”、“秣者”，“嘘者”、“嗅者”，“骤者”、“走者”，都是用一个字修饰马的动作，意思相近却又区别精细。可见，这篇画记写得如此逼真传神，首先得益于韩愈在白描手法的运用上。其次，韩愈还通过一些动感较强的描写，来丰富读者的想象，达到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立体视觉效果。如写马中“溲者”、“人立者”、“痒磨树者”、“喜而相戏者，怒而蹄啮者”，都很能引起读者的联想，使画上的“死马”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像马撒尿、蹭痒痒这些平日常见而又极不被人注意的小动作，经韩愈一描写，也调动了读者的想象，使读者感到这些马伸手可及，呼之欲出。再如“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一句，表面看是六人，而“可见”二字自然使人想到“不可见”的，也就是被车帷遮住的妇女和孩子，这样通过读者的想象又丰富了画面内容。这些都体现了韩愈体物之精微及描绘事物之非凡才能。第三，这幅名画中的人马之事“莫有同者”，韩愈在描述人马之事时，用语也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如写狩猎队伍中有鹰犬相随，分别用“骑拥田犬”和“臂隼而立”来记述;同是写正在小憩的人，一个是仰卧而休，一个是和衣坐睡。还有如“执大旗前立”、“甲胄执帜植者”、“手弓矢铁钺”、“奉壶矢”以及“弓服”、“矢房”等等，都很讲究用词的变化。就连极简单的数字，在韩愈笔下也有不同的表述，有的是几个就说几个，有的先说整再挂零，还有的是两数相加求和，如“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真是变化多端，曲极其妙了。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精彩、生动、活泼的描写，这篇画记岂不真成了一本流水帐，何“文”之有呢?

唐宋时代是我国散文发展的鼎盛时期，韩愈即是这一时期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他在散文创作上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但他既要学古又要变古，反对因袭摹拟，提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篇《画记》就比较能说明这一点。其实《画记》中的某些写法，就是从《周礼·考工记·梓人》篇脱化而来的。《梓人》写道：“梓人 (木工) 为笋(ju，在悬挂钟磬的木柱横梁上雕刻)，天下之大兽五： 脂者 (牛羊)，膏者(猪)，裸者 (毛短的虎豹)，羽者 (鸟)，鳞者 (龙蛇)。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裸者羽者鳞者以为笋虞……以脰(dou，脖子) 鸣者，以注(口) 鸣者，以旁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显然，韩愈的《画记》摹仿了《梓人》的两种写法： 一种像“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是摹仿“以 鸣者，以注鸣者”写的，但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按照画里的人物来写，比《梓人》里写的复杂得多。另一种像“上者、下者、行者”，是摹仿“裸者羽者鳞者”写的，但也是结合画上马的各种形态来写，并不是表面仿效。刘知几在《史通·摹拟》篇中，将摹拟分为貌同心异、貌异心同两种，貌同心异是不恰当的机械摹仿，貌异心同则结合内容仿照写法，精神是相一致的。《画记》对《梓人》的仿效，有继承，有创新，当属后一种。

韩愈从前人那里学到了好的创作方法，同时他的作品也对后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魏学洢的《核舟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多从《画记》一文得益。《李龙眠画罗汉记》在文章开头先作一总的介绍，然后按照“未渡”、“方渡”、“已渡”的次序，把十余个罗汉活灵活现的神态都写到了，文笔生动又脉络清晰。《核舟记》不仅层次井然，记述有序，而且把人物作为描绘的重点，从最细微处落笔，往往恰到好处地用一两个动词，使人物陡然生辉。可见，韩愈之后的一些文人学者，多以他的文章为创作楷模。因此，《画记》问世以来，始终被人吟咏传诵，也在情理之中。它同韩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样，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