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柳宗元

急病让夷，义之先; 图国忘死，贞之大。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恩加而感，则报施之常道。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

时惟南公，天与拳勇，神资机智，艺穷百中，豪出千人。不遇兴词，郁尨眉之都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

天宝末，寇剧凭陵，隳突河、华。天旋亏斗极之位，地圮积狐狸之穴。亲贤在庭，子骏陈谟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师而劝进。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訏谟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厉不知而死难，狼瞫见黜而奔师。忠谋朗然，万夫齐力。公以推让，且专奋击，为马军兵马使。出战则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齐固。初据雍丘，谓非要害;将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复，拔我义类，扼于睢阳。前后捕斩要遮，凶气连沮。汉兵已绝，守疏勒而弥坚;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

贼徒乃弃疾于我，悉众合围。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版;逼阳悬布之巧，千城凿穴之奇。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无傅燮之叹息，有周苛之慷慨。闻义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词，痛臧洪之同日; 真臣致愤，惜蔡恭于累旬。

朝廷加赠特进扬州大都督，定功为第一等，与张氏、许氏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男在襁褓，皆受显秩，赐之土田。葬刻鲍信之形，陵图庞德之状。纳官其子，见勾践之心; 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举门关于周典，征印绶于汉仪。王猷以光，宠锡斯备。

于戏! 睢阳之事，不唯以能死为勇，善守为功，所以出奇以耻敌，立懂以怒寇，俾其专力于东南，而去备于西北; 力专则坚城必陷，备去则天讨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为克敌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丑虏，论者或未之思欤。

公讳霁云，字某，范阳人。有子曰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赐绯鱼袋，历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无替负荷，惧祠宇久远，德音不形，愿斫坚石，假辞纪美。惟公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 庙貌斯存，碑表攸托。洛阳城下，思乡之梦倘来; 麒麟阁中，即图之词可继。

铭曰： 贞以图国，义惟急病。临难忘身，见危致命。汉宠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奋扬兵柄，东护吴楚，西临周郑。

婪婪群凶，害气弥盛; 长蛇封豕，踊跃不定。屹彼睢阳，制其要领; 横溃不流，疾风斯劲。梯冲外舞，缶穴中侦。钤马非艰，析骸犹竞。

浩浩列士，不闻济师，兵食歼焉，守逾三时。公奋其勇，单车载驰，投躯无告，噬指而归，力穷就执，犹抗其辞。圭璧可碎，坚贞不亏。

寇力东尽，凶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诛，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汉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勋烈，孰与齐躅?

天子震悼，陟是无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 位尊九牧，礼视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硕，黍稷伊丰。虔虔孝嗣，望慕无穷;刊碑河浒，万古英风。



“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柳宗元在本文的开篇，便以要言警策，虚而带实之语，气势磅礴地推出“义”、“贞”二字，将“南霁云睢阳庙碑”碑文奠定在不可撼动的坚固基石之上。

此文写于元和三年(808)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时，此时，他宏图未竟，罪贬流囚，谗言蜂起，忧愤交加。然而，他身置僻壤却初衷依旧，心力交瘁而意志弥坚。这种客观环境与主观心境的结合造就了柳宗元一批历千古而雄风荡荡的不朽之文，《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便是于此时应睢阳名将南霁云的后人南承嗣之请而作。作者情怀激烈，慨然命笔，饱蘸沸腾的心血，借旧事以抒不平之愤，颂古人以仲死国之志，写下了这篇色彩斑斓、光辉夺目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篇碑志体散文。在古代，碑的种类很多，按树立地点和功用的不同，分为“山川碑”、“城池碑”、“神庙碑”、“家庙碑”、“功德碑”等等，相应地亦有种类繁多的碑文。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州罗池庙碑》、苏轼为韩愈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既非歌颂神灵，亦非赞美其地，而是采取庙碑的形式来称颂其人，成为神庙碑中的妙文。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也大致类此。

碑文的写作，刘勰认为：“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文心雕龙·诔碑》)。但“传”不同于传记文学，而是主要用来叙事。柳宗元的这篇碑文便是依照的这种体例，分为序、文两部分。

在序的开篇，柳宗元将“义”、“贞”二字立旨，颂扬南霁云。文中用一反笔，施以对照：“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恩加有感，则报施之常道。”逐利报恩，人之常情，营营于此，无可厚非。但坚守睢阳的南霁云则大异之，他“不阶王命”，不靠皇帝旨令，自动抗击叛军，灭了敌人的威风。他将享祀千年而挺拔如生，振奋百世而超群屹立。南霁云的英雄行为，正是“义”、“贞”之道的卓然体现。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样，武者亦以明道。“道”的观念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占有贯彻始终的主线地位。从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起，军阀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大规模叛乱，导致唐王朝由盛而衰，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当时，军阀横行，各霸一方，奴役人民，抗拒朝廷，内战频仍。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削藩;永贞革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削藩不成，反酿大祸。柳宗元视藩镇为大敌，对南霁云、张巡、许远等人明“义”、“贞”之道，以睢阳弹丸之地，抗击因藩镇而形成的安禄山叛军，最后英勇牺牲的行为，自然无限崇敬。

忠勇可嘉的南霁云，生时“不遇兴词，郁尨眉之都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柳宗元联系自己的志向、身世，借典故发出深沉的慨叹。汉代颜驷，历文、景、武三代，眉已花白，犹屈处下僚，不得重用，后其忠心感动武帝，始授都尉; 汉名将李广，同历文、景、武三代，战功卓著，威震匈奴，却终生受压，蒙辱身亡。这里，作者以曲折之笔，对统治者在用人上的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以及居上者佞、居下者贤的现象，做了无情的嘲讽。同时，也为下文突出南霁云不以名利为意，唯守义贞之道，在生死关头，慷慨许国的壮烈胸怀做了绝好的铺垫。

天宝末年，安史作乱，侵凌中原各地，骚扰黄河流域，使国家破败，天旋令北斗移位; 赤地千里，地崩尽狐狸之穴。(隳突： 破坏。) (圮： 崩溃。) 当此危难之时，“亲贤在庭，于骏陈谟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师而劝进”，于骏即刘歆，西汉末人，优食朝禄却为王莽出谋划策，成为王莽篡位的帮凶; 夷甫即晋朝王衍，统全军覆灭于石勒，被俘后变节，劝石勒做皇帝。刘歆、王衍之辈，并非专“美”于前，安史之乱时，朝廷亲信的所谓贤人、元老如李林甫、哥舒翰之流，不是一个个沦为向敌人出谋献策的贪鄙之徒吗?这就深刻地暴露了“居上者佞”的可悲现实!

与居上者之“佞”形成强烈对比，身不登公卿之位的张巡、许远等人，“义气悬合，訏谟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即他们义气投合，谋略相同，结集兵力，抗击叛军。(訏谟： 远大的谋略。鸠： 集结。) 张巡等人义旗高举，一呼万应，四面八方的义勇军民撕衣为旗，千里之外，“左袒而一呼皆至”。(左袒： 露出左臂。典出《史记·吕太后本纪》： 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太尉周勃维护刘氏政权，进军门高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将士左袒拥刘。)“柱厉不知而死难，狼见黜而奔师”，这两个典故，对南霁云等人生前被冷落的命运做结，同时对后文为叙写其英雄业绩做眼，在文中起着呼前映后。关合照应的作用。(柱厉、狼瞫，均春秋时人。柱厉事奉莒敖公，因不被重用而离开，后莒敖公有难，他又回去拼命保护; 狼瞫原为晋将先轸部下，后被免职，会秦、晋交锋，狼瞫却带头冲杀秦军，直至战死。) 南霁云等人的品行与柱厉、狼曋堪为伯仲，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计利害，力行“义”、“贞”，感天动地，万众响应，从雍丘转战阳，或冲锋陷阵，或固守城池，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汉兵已绝，守疏勒而弥坚; 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 (疏勒： 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盱眙： 今江苏省盱眙县。) 行文至此，柳宗元用两个英勇抗敌的历史典故结住了这一段。全段短短二百多字，对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敌我大势做了概括性的总结，锋芒毕露地嘲讽了朝廷显贵的可鄙行为，以咄咄逼人之势，将文势推进到惊天地、动鬼神的睢阳保卫战。

睢阳军民给敌人的嚣张气焰以迎头痛击，叛军以全部兵力围困睢阳。“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版”，这里的“九攻”指多次进攻，典出《吕氏春秋·爱类篇》，公输般为楚制攻城云梯将攻宋，墨翟赴楚与公输般斗攻守之术，公输般九次进攻，均被墨翟击退;版：筑城工具，宽二尺。《史记·赵世家》载：晋智伯率韩、魏军攻赵晋阳，并引汾水灌城，晋阳城墙被淹得只剩六尺(三版)，赵军仍坚持战斗。从这两个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出睢阳保卫战的激烈。睢阳军民为保家卫国，采用多变的战术措施，屡屡出奇制胜，有“逼阳悬布之巧，千城凿穴之奇”。春秋时晋军包围逼阳，逼阳守军在城上悬布引诱晋军，当敌人援布爬城时，则割布伤敌;西晋时氐羌反叛，包围千阳城，向城中射箭如雨，城中军民居坑道，背门板，用各种手段坚持战斗。然而，“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毕竟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大势难挽，全城军民却视死如归，绝不投降：“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这两个典故均出自《左传》，其一，楚军破郑，郑襄公光着上身到楚王面前请罪，并牵着羊慰劳楚军;其二，楚军围宋，宋文公派人赴楚营，诉说易子而食的困境，求楚退军而讲和。)即指睢阳虽濒绝境，仍无意牵羊以降敌，宁可易子而食，奋战到底。

睢阳军民准备以死徇国，而睢阳周围的藩镇却坐视不顾，“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柳宗元以无比愤慨的心情，记下这沉重的现实。在孤城自守的紧急时刻，南霁云一骑驰奔，突破叛军的重重包围，奔赴驻节临淮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处乞师。贺兰进明不予援兵，却隆礼设宴款待南霁云。南霁云悲愤盈怀，怒火填膺，痛斥贺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遂不进食，愤然咬下自己的指头曰：“啖此足矣!”柳宗元这全文中唯一的一段细节描写，使南霁云的形象刹时突现，而南霁云慷慨情辞的转录，更产生强烈的感染力。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记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韩、柳所记，堪为互补，相得益彰。

南霁云乞师未成，“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无衣》：收于《诗经·秦风》。战国时吴军破楚，申包胥赴秦求援，日夜痛哭，七天不绝，秦哀公为之感动，诵《无衣》以救楚;身离楚野：语见屈原《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必不惩”，表达了死而无悔的战斗精神。)这里是说，南霁云如当年申包胥那样叩首破额求援，而贺兰进明却不能深晓大义;南霁云终于壮烈牺牲，徒令世人悲伤。

至德二年(757)十月，睢阳城破，南霁云被俘遇害，死前“无傅燮之叹息，有周苛之慷慨。”傅燮：东汉汉阳太守。地方割据势力韩遂等人兵围汉阳，傅燮之子因父不被朝廷重用，劝父弃城回乡。傅燮虽不肯，却叹息以对;周苛：西汉刘邦部将，守荥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南霁云无傅燮之叹息，有周苛之慷慨，坚守“义”、“贞”之道，从容赴难，实现了他当初的心愿 (果其初心)。“烈士抗词，痛臧洪之同日; 真臣致愤，惜蔡恭于累旬。”臧洪，指三国时东郡太守，城破于袁绍，遂遇害。郡丞陈容，痛骂袁绍，亦被杀。时人痛悼： 一日竟戮两个义烈之人。蔡恭，指南北朝时司州刺史，坚守北魏军围攻的义阳城，蔡恭病死，守军仍坚持数十天 (累旬： 数十天)，而同时受命的郢州刺史曹景宗，却迟迟按兵不动，致使当时正直的大臣任盼惜蔡而愤曹。

南霁云的坦荡胸怀与贺兰进明之流的卑劣行为，形成强烈对比，前者令人痛惜，后者令人愤慨。这里，柳宗元通过睢阳保卫战及南霁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被压抑经年的胸中块垒。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同南霁云守睢阳一样，为明“义”、“贞”之道，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同保守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当改革派失败大局已定，他犹力挽危局，为改革派领袖王叔文的亡母写了《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名志刘氏，实颂王叔文，为维护改革事业斗争到最后一刻。英雄失路，长歌当哭，南霁云乞师无望，“恸哭而返”，与王叔文、柳宗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该是何其相似。

下一段，柳宗元叙述了南霁云死后荣显，立庙睢阳，并恩泽及于子嗣的情况。接下来，他对南霁云等人睢阳保卫战在平定安史叛军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做了中肯、精辟的总结性分析。他说： 坚守睢阳，不仅以死国为勇敢，善于坚守为有功，而且在于出奇制胜，使敌蒙辱，屹立奋勇，激敌躁怒，使敌人集中兵力于东南，失掉进攻西北的准备。敌人兵合一处，则睢阳必破; 无力进攻西北，则使朝廷能够顺利进行讨伐。所以，睢阳城破之日，实为敌人覆亡之时，世人只道睢阳军民力保江淮，而不知其在平叛中的巨大功绩，众多议论怕是始料未及。

最后，柳宗元以爱戴、敬仰之情，推崇南霁云以诚待友，意志刚强，笃信仁爱而不惜死，英勇果敢而豪气振，忠于国家才能挫败敌人，由于刚烈才为国死难，从内心深处为国谋算，合于忠贞，表现在行动上则通于道义。指出这就是南霁云能够振奋百代、传扬千年的原因。

《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的碑文，即铭的部分，仍以“贞以图国，义唯急病”之语开宗明义，并以此为线，用韵文的形式，对序文高度概括，热情地歌颂了南霁云及睢阳保卫战的光辉业绩。

与这篇碑文意旨相同的，还有柳宗元死前一年写的《平淮夷雅》。元和十二、三年 (817—818)，唐王朝先后平定了淮西等地叛乱的藩镇，柳宗元此时虽身贬荒壤，报国之心却未泯灭，他上表朝廷，称颂宪宗平夏州、取江东、夷剑南、定河北的平藩功绩，并为颂扬裴度，特撰《平淮夷雅》。《平淮夷雅》与《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一个称扬时辈，一个赞颂古人，题材不同，立意相合，反映出柳宗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一贯主张。

在艺术形式上，《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与韩愈就同一主题所写的《张中丞传后序》不同。韩文以史家之笔，描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笔势奇突，结构巧妙;柳文则不以描绘形象见长，而重在叙情款，抒哀思，表义愤，寄感慨，甚至直接议论，以抒心怀。尤其写南霁云，不是一路写下去，而是开合有致，处处反照，写尽自己心事。

在唐代作家中，柳宗元是十分重视辞赋体文学创作的。他反对形式主义，却十分重视文章技巧和形式的完美。《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便是一篇对仗工整，形式完美的骈体散文。骈文要求对偶声韵，讲究使用典故，追求华丽辞藻，大多离开思想内容单纯追求形式技巧。而柳宗元的这篇文章虽然也有堆砌典故、雕琢字句的骈文弊病，反映出他在文体改革方面的不足之处，但由于他带着热烈的感情和精深的思想去叙写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事件，作品高远的立意和生动丰富的内容冲破了骈偶形式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显示出典丽工赡的长处。而大量典故的使用，由于作者严格选择，力求用典恰当，从而避免了堆砌炫惑之弊，却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容量，使作者在一千多字的文章中，将胸中郁结多年的愤懑不平之气、激昂慷慨之志一吐为快。柳宗元固然从骈文入手学文，偶俪习气过重，且时为求行文峻洁而用生辟词语，使文章欠于平顺畅达，但这篇碑文之用骈文，大约主要还在于胸中块垒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