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留侯论》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死,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代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巳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这是一篇教授人们“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文章。
留侯张良(?——前186年),字子房,城父 (今河南郏县东) 人。先辈事韩国为相。韩被秦灭后,子房倾家财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以百二十斤铁椎狙击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汉立国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称留侯。传说他在下邳桥上遇上黄石公,后者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只得照办,如是者反复三次,黄石公说:“孺子可教矣,”就将《太公兵法》一书授与张良,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此后的事情当然是证明此说不谬。
东坡的思想有一个从儒学一尊到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过程,这大约与他那坎坷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本篇的“忍”,则明显不同于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定”; 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还是与孟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相类,总结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争的经验。文中所举数例,如子房、郑伯、勾践、刘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业,甚至得了天下的,这与佛老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属论辨体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为主,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东坡师承先秦诸子及汉初贾谊、晁错、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等人,写出了《贾谊论》、《留侯论》等论文,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
《留侯论》是作者青年时代应制科考试时的文章,但却写得新意叠出,雄辨滔滔,有着论辨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气势。刘大在《论文偶记》中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本文发轫,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 一方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见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展开了对张良性格的生动描述,并采撷史实,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
《史记·留侯世家》最先记载“圮上受书”之说,此后历代沿用不疑,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层近于荒诞的神秘外衣。苏轼如果沿用《史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张良在战争中刻苦磨砺,终于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的真实风貌会受到损害;二是本文借助张良的成熟过程来证明“忍”会成人之事,将无法立论。这样一篇大文章,只是去吃冷炒饭,对于善写翻案文章的苏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针对已成定论的司马迁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这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言,张良能在楚汉相争这样艰巨、复杂的战争中,清醒地审时度势,辅佐刘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百战不殆,表现了作为“帝者之师”的足智多谋,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点化,而是因为隐者对他的启发及授书所致。当然——依本文所说——也与“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还有一个新的见解,强调圮上老人的堕履和三次相约,是因他“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并不仅象《史记》中所说是授书过程中的试探手段。换个角度讲,司马迁强调的是“书”,这书有神气,老人经考验后授与张良,从而成就了他的功业。而苏轼强调的是“忍”,老人堕履是为磨炼张良的忍耐力,使他做到“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子的高明处在“且其意不在书”,象《太公兵法》那样的书,本不神秘,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豪杰之士”手中,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掘。
苏子为使他的观点更臻完备,还使用了反证法。秦灭韩后,张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想借一个普通刺客的力量,逞强于一次单纯的狙击之中,几乎丢了性命。“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出荆柯、聂政之计”,“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评论此事件时说:“子房博浪之击,倘使其时真中,子房必与始皇俱死。而其时,斯、高之谋未萌,扶苏尚在,恬、毅诸将无恙,秦未可亡也,虽其忠肝义胆,震动天地,而自达者视之,其行事不犹孺子之为乎?”一句话,子房差点帮了秦国大忙,延长了秦朝的寿命。
论辨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叫做“事类”。即征引同类事例阐明作者本义,反过来又证明这个本义具有普通意义。东坡引用了“郑伯逆楚”、“勾践困吴”等故事,表明郑伯“肉袒牵羊”,向楚庄王表示服顺;越王勾践“归臣妾于吴”,向吴王夫差表示卑贱;刘邦面对百战百胜的项羽,“养其全锋,以待其弊”,他们决不是软弱地任人宰割,而是豪杰之士的负重忍辱、深谋远虑,他们的举动与少年张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刚”形成了显明对比,前者似弱而实强,后者似强而实弱。这是照应前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一段议论,举事类义,文势铺陈回荡,扣接得贴切、巧妙。
作者在论辨时,不仅靠立论、推理,而且也较多地借助了张良的形象,这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张的形象大约分为几部分来刻划,先是写他少不谙事,“逞于一击之间”; 再是老人磨练他的性情,授书与他; 然后是写韩信请立假齐王一事。刘邦算是能“忍”的高手,项羽百战百胜,他可“养全其锋”,但“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并且“见于词色”了。说明老谋深算如刘邦,“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这又是一个对比。此时的张良已从低层次的匹夫之勇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帝者师”的伟岸形象了。这个变化过程全在于从“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义。”
从文中史实看,所记的几个事件,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胜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忍”与“不能忍”的个人修养和气质,显然是片面的。苏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随着矫枉过正,本文又是他年轻时的应制之作,有一些偏颇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这是作者在《韩干马十四匹》中的两句诗,“牝牡骊黄”无法区别千里马和凡马,这一点在本文结尾处再次出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过去有人评论此文以“浓墨开题,淡语作收”,苏轼举重若轻,寓至理于浅显,宕出远神,使读者在此神来之笔处产生丰富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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