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槐堂铭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三槐堂铭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宋王祜有功德于国家，未得拜相，因植三槐于庭，取周礼“三公面三槐”之义，以决其子孙之必相。后子王旦、孙王素相继大拜。曾孙巩与苏轼相善，请作铭。铭者，述其先世之功德，以为子孙法也。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者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楩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年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名祜，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名旦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于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其子懿敏公名素，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 其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 休哉! 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天下砥平; 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谋夕，相时射利，遑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 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 休哉!

中国文学强调“教化”，历代巨匠才子们自然都各领风骚。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应当时人王巩之邀，为其家的三槐堂作铭，其目的便在于“述其先世之功德，以为子孙法也。”

为何要为三槐堂作铭?东坡在开首讲述了一段颇富传奇的故事： 宋代的开国功臣王祜，没能作成宰相，便取《周礼》“三公面三槐”之义，在自家的院子里亲手种了三株槐树，并说：“我的子孙中一定能出宰相。”若干年之后，他的话果然应验，其子王旦、其孙王素都成为宰相了。

这故事的确令人惊异。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天遂人意?东坡把他的神笔点在一个“天”字上，劈首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几个问句概括了搅扰人们几千年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在佛理已入儒学的宋代，因果报应，轮回之说是人们解释命运的信条，但对于用善恶必果之说难以解释的以上诸现象又如何理解呢? 只有既知佛心，又明儒道的东坡，才能将二者圆通：“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并非不报，而是时机未到。盗跖长寿，孔子、颜渊困厄，并非是天意，而是因为时机未到，天意尚未显露; 当松柏长成茂密常青的参天大树时，才是天意的最终显露。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随东坡走向结论：“其可必也审矣!” (审，果真、的确)。

在这里，我们窥见了东坡辉煌文采的一点折光，欣然领悟到东坡用笔之妙。融天地万物于一心的圣智东坡，将我们引入他所设置的“山重水复”之中，然后用他的神来之笔轻轻一拨，使我们顿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而文章也随即切入正题。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王祜就是这样一位“世德之臣”，东坡极言王公的“德”：“历事太祖、太宗二朝，文武忠孝，天下人望以为相。”但王公现世没能得报，“卒以直道不容于时”，因而便有了种槐之故事。果然，后来其子王旦成为宋真宗的丞相，“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王公之“德”已得一报。上天要报的是王公的“德”，这一报是终究要显露的天意，对天之“可必”的更深一步论述，与前文形成对应之势，相应成趣，为了使之“可必”的必然性得到高度的强调，东坡插入一个比喻句：“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将东西存于别人之手，去取时还有失落的可能性，而“修德于身”的王祜，在种槐十多年后所取的这一报，“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上天之报，天意的显露是多么地可信可依、万无一失啊!真可谓“言必信，行必果”，时候一到，必定有报。并且一报还嫌不够，又来一报，王祜之孙王素又“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上天对有德之人是如此优待，一人之德，足以被荫祖孙后世，天意是何等明朗。

东坡的悟心和不爽的天意与历代的贤德仁义之士，有着天然的契阔，在这里他抒写的就是这种认知，所强调的就是“德”。前面极写王祜之德、天报其德还嫌不够，又拿他与唐代的名臣李栖筠相此，认为二者“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突出的仍然是“忠恕仁厚”之“德”。紧接着，以承上启下的一句话为整个序文作结收尾，并且引出铭文：“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极其洒脱利落。王祜的曾孙王巩也在被其祖荫，同时又在扬其世德，王氏之盛因即在于此，王氏之可法者也正在于此。

整个铭文，以一“德”字贯之，“槐”是“德”的象征，种槐便是种德，“吾侪小人……”一句，是对子孙后世的劝勉，也是东坡的自勉，警告后人万不可忽视天意，不为后世积德，或仅凭侥幸而想得到好运，正与序中的“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一句相呼应，使文章起到教化作用。而“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堪称点睛之笔，这三棵茂盛的槐树，便永远成为德行的象征，卓然而立，警醒后人。

在中国文化的大统中，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探讨，往往最后都归于道德问题，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修身为本”，文学家们自然也念念不忘这一教喻的作用。但在这众多的教化文章里，有谁堪比东坡的行云流水之文，丝丝入扣，水滴石穿地弘扬德行，使人读来不禁拍案称绝呢?后代的封建文人们读后，便以此为鞭策：“然则人欲祈福子孙者，可不一探阴骘之原，而自修厥德也哉!”(清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就是今天，早已摒弃因果报应之说的我们，不是也能从这构思缜密，以理服人，不事空谈，晓畅易懂的文章中得到启示吗?更不用说与东坡同代的王氏家族，因有了东坡的名笔而著称于世，名垂青史了。有了这些，东坡更欲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