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裙，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 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北宋大学士苏东坡有言“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韩愈这篇文章，连以狂放著称的东坡先生都自愧弗如，其影响可知。自唐宋至今数千年来，尽管中国社会在政治斗争中与社会心理上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沧桑之变，但是韩愈虽死，其言未废，这篇不朽名作上承《楚辞·渔父》之感慨，下启《红楼梦·好了歌》之心态，影响真可谓深广长远了。

为了更好地赏析这篇文章，首先需要了解一些有关作者当时境遇的背景材料。据史料载，韩愈撰写本文的时间在唐贞元十七年(792)。当时，盛唐光景早已消失殆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而唐德宗重用宦官，结果导致军权旁落。内政紊乱，当朝大臣们在走马灯一般的政治变动中浮沉。再加上安史之乱后藩镇擅制，屡平不息，中央集权日趋有名无实，奄奄一息。面对这种疮痍满目的可悲现实，韩愈那一片为民请命、尽忠报国的热血心肠又如何能平静得下来呢?韩愈自19岁进京求仕，经过六年的拼搏才在贞元八年 (793) 考上进士，之后三次进京参加吏部博学弘辞科的考试都未中选，三次给当朝宰相上书都石沉大海，三次登门拜访都被“阍人所辞”，这连续几次的挫折，不能不使这个满腔抱负的青年人产生出无比的愤慨和不平，而且也必然流露出一种“无意苦争春”的消极情绪。由此，一贯主张“不平则鸣”的作者就通过友人李愿隐居盘谷一事，进行了一次总体性的大宣泄。

另外，对于文中李愿为何许人也的问题，前人分成两种意见。一说李愿乃当时的西平王李晟之子;一说仅是一位与其同名同姓的一个读书人。对于后一种看法，经清代学者蔡世远、姚范等利用各种材料详加考证，今人多遵为定论，兹不赘言。但韩愈在本文中既提出此人名姓，又缄口不谈其人之行事，想来或是为隐者讳; 或是凭空结撰，只为藉人之口来发自家的议论，浇胸中之块垒。

《送李愿归盘谷序》是一篇用笔曲折，颇具艺术性的文章。韩愈在本文中将世上的男人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人之称大丈夫者”，第二种是“我则为之”的隐居山林者，第三种则是追随于“大丈夫”之流的钻营者。这种分类是否科学可以分析，然其以简驭繁，抓住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人物的方式却是可取的。作者立意在为第二种人张目，作者极端鄙视第三种人，这都是可以明显看出的。然而对于第一种人的态度，初看之时，就不觉得是十分明确的了。从“利泽施于人”至“不可幸而致”一段，作者对“行于当世者”异样夸张，壮其声势，竭力渲染其显赫的名利之得与声色之娱，似乎使人觉得连作者本人亦陶醉、向往之。其实，只要细分析下文中“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其心”“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戳”等语，再联系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对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有关描述，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尽管作者对于“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所谓“大丈夫”们重彩容饰，极力烘托，但其弦外之音却是暗示了这些得志者难得善终的必然下场。由此，作者通过表而上的羡慕以至歌颂，达到了竭尽讽刺、诅咒之能事的真正目的。

一般看来，《送李愿归盘谷序》的中心思想是讴歌避世者隐居山林的无限乐趣，这当然并不离谱，但这仅是比较表而上的含义，而嘲讽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与讥笑“伺候”“奔走”之徒的无耻嘴脸，才是作者深意之所在。对于本文中的第二种人，作者寄予了深切和同情和赞助。从“穷居而野处”到“我则行之”一段，字里行间透发出一股清新脱俗之气，与上段中那种声色夺人的氛围截然不同，使人顿有耳目一新、心旷神怡之感。正因为作者以高超的艺术功力描绘出这样一种世外仙家般的美好环境，所以两相比较，何去何从也就不难选择了。自由、舒畅、清静、高远，这种境界不是每一个正常人都梦寐以求的吗?作者在本篇末尾通过李愿之口把此类隐士称为“不遇于时”的“大丈夫”，更明确表示了“我则行之”的绝决态度，其褒贬之意也就一清二楚了。

《送李愿归盘谷序》这篇文章在写作上是极为成功的，可视为韩愈的代表作之一。因为，虽然他自己讲“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给人一种反对六朝骈体文，提倡秦汉散文的印象，但只要细读几篇韩文就可发现，韩愈决非在单纯地复古，而是企图在秦汉散文、六朝骈体文等等文学体裁的基础上，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而这篇文章就是融《诗》、《骚》、赋、骈为一炉的上乘之作。本篇骈散相间，以散体为主，具体描述中经常运用对偶语句。散文原本不用韵，可此篇中却多有合辙押韵的地方。然而信口读去，殊不觉有堆砌牵强、为文造句之嫌，反而感到是汲取了六朝文的特点和长处，结果使文章声韵可人，光彩倍添。世传此文一出，人争效法，直到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北宋苏轼的《赤壁赋》中，这种影响依然是十分显著的。

本文在结构上是颇具匠心的。例如“愿之言曰”共分三节，分别描述了三种为人处世的方法，但形式决不雷同。中节为主故用正笔，首节是宾乃用侧笔，此宾主分明，自有相互映照的妙处，而末节为余波，自不可与前两者并提，故在首节中用“人之称大丈夫者”的那个“人”字作为“引线”，于是使末节这一类人有一个借机现身的缘由，而不至于过分地生硬、突兀，如此则既照顾了主宾两家的偶数关系，又将那第三者安排其中以冲合之，使文章更显得跌宕往复、轻重适当。再者，本文在典型人物的造象上取得了画龙点睛般的效果。第一、二种人的精彩描画不必说了，尤其是针对第三种人的那“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两句，实在是把那些专事阿谀奉承、甘愿奴颜卑膝的小人们刻画到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程度，并以“其为人贤不肖何如也”这种只问不答的方式表达出对此类人物不屑一顾的轻蔑之意。

通观韩愈一生，仕途相当曲折，不但从未有过“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清闲日子，反倒是几经贬黜，“发配”边陲。然而，他在“做官”上的心劲却是始终如一的。也正由于他曾经奔走于权贵之间，小心于公卿之侧，饱尝过那些“遇知于天子”的“大丈夫”的白眼，所以才能够把那种提心吊胆、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描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在目前。所以，韩愈是有其“落俗”之处的。但他最显著的脱俗之处也就在于一旦受了窝囊气之后敢于打抱不平，敢于为之鸣不平! 当然，不管怎么个“鸣”法儿，其最终目的还是在自己能被当权者所重用，并借此一展自己治国兴邦的政治抱负。韩愈表露此种心态的文章正是被人常常称道的，诸如《马说》、《获麟解》、《进学解》、《送孟东野序》等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换言之，韩愈总的思想倾向是入世的，是要治世的，是要积极参与的一种情绪。但唯独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在对当权者与势利小人进行了辛辣嘲讽之外，表露出了自己企图逃避政治，远离社会现实的孤寂心情与退隐山林、遁世高蹈的内心愿望。也正由于这种不同以往、独具一格的“出世之鸣”，才使得这篇文章在韩文中一花独秀、大放异彩。并因此受到历代不得志者们的衷心赞誉。

关于“序”，我国古代著述中早有前“序”后“跋”之文。“序”，一般是指著述目的、出版意旨、编辑体例及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例《史记·太史公自序》。另外又有把送别亲友时所做的诗文集帙成册而为之作序的。称为“赠序”。后来，凡是惜别赠言之类的文章，并未附有诗帙的也都称作赠序。内容多为推崇、赞许、勉励之辞。已和原来的“序”大不相同了。

“赠序”在唐代被广泛运用，但早期多骈体文章，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泛。直到韩愈全力倡导古文运动，“赠序”这种文体才在他的手里获得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以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韩愈的“赠序”已经摒弃了应酬、客套之类，入手就借题发挥，倾诉衷肠。或突出人物、陈辞慷慨，或缘物抒情、叙议相间，在文学语言上则奔突雄浑、精练警策，再加之以骈散结合、灵活多变的文章结构，更给读者以回肠荡气、余韵无穷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