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曾巩《送江任序》原文|注释|赏析
曾巩
均之为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或燕、荆、越、蜀,海外万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乡,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驰,往往为风霜、冰雪、瘴雾之毒之所侵加,蛟龙、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触,冲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压。其进也,莫不籝粮裹药,选舟易马,刀兵曹伍而后动;戒朝奔夜,变更寒暑而后至。至则宫庐器械,被服饮食之具,土风气候之宜,与夫人民谣俗,语言习尚之务。其变难遵,而其情难得也,则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及其久也,所习已安,所蔽已解,则岁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专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为后世可守之法也。
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东境。士不必勤,舟车舆马不必力,而已傅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无有接于其形,动于其虑。至则耳目、口鼻、百体之所养,如不出乎其家; 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 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风谣、习俗、辞说之变,利害、得失、善恶之条贯,非其童子之所闻,则其少长之所游览; 非其自得,则其乡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习熟如此,能专虑致勤,营职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为先后,不待旁谘久察,而与夺损益之几,已断于胸中矣。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而以苟且决事哉?
临川江君任,为洪之丰城。此两县者,牛羊之牧相交,树木、果蔬、五谷之垄相入也。所谓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 既已得其所处之乐,而厌闻饫听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聪明敏慧之才,廉洁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而所为有余矣! 盖县之治,则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无为于上。吾将见江西之幕府,无南向而虑者矣!
于其行,遂书以送之。南丰曾巩序。
中国古代官制恪守千百年之成法,坚持地方官员“易地为吏”的政策。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这无疑是项唯一可行而又利大于弊的制度。赵宋王朝鉴于唐代藩镇割据、酿成“安史之乱”的教训,对地方官吏结党营私,徇情枉法,乃至远偏一隅,自行其道种种危及朝廷统治的行为打击尤其坚决。所以防止官吏利用久居一地的便利条件自成其势,而调遣频繁,任期日短便成为朝廷用吏的手段之一。就中央集权统治而言,这种“易地为吏”,任职期满便频频“换防”的方法,自然便于维护朝廷的集权统治。但是对地方吏治的安定,政治措施的连续,直到任职官员的个人生活与工作,势必人为地生出许多弊端和困难。曾巩以自己多年在外地做官,颠沛州府县邑的坎坷经历,深感“易地为吏”之弊端与“就地为吏”之便利。所以作者以友人江任能近乡为吏为幸事,写下了这篇著名的《送江任序》。文中曾巩竭力推重“就地为吏”,鼓励江任充分利用熟习当地风俗民情之便,广施仁政,造福人民。曾巩的见解纯从个人仕途的体验出发,不免偏颇,但目的仍在纠补时政。而以赠序体散文论之,则因其气势充沛,叙事议论巧用对比,“一路突兀写来”,句式灵活多变,笔墨萧闲而多情韵,显示了曾巩文风之本色。
江任,《宋史》 无传。据考,为宋真宗景德年问 (1004-1007) 进士,颇有诗名,官至秘书阁校理,泰州知府。此序文的撰著年代今已无考。但从行文内容推断,曾、江的交往应是文坛两辈人之间的以文会友。江任由知临川转赴知任洪州 (今南昌市) 丰城县,或已是其晚年的又一次调遣了。唯其临川、丰城两县“牛羊之牧相交”,“树木、果蔬、五谷之垄相入”,毗邻相伴,虽“易地为吏”却是“孰近于此”。在曾巩看来,这次“易地”,如同“就地”。于政于民于江氏都是利大于弊的。作者正有感于此,欣然赠序一篇,文中的喜悦自得之情几近胜过江氏。
然而,作者起笔却落墨于“均之为吏”的“易地”之弊。所谓“中州之人”为官于“异域之处”;相距“万里之人”反任职“中州”。“易地”若此,其种种弊端亦随之而来。序文以开门见山的手法,将宋代地方官吏苦于“相易而往”,疲于频繁调遣的情况率先点明。作者以两个“或”字,铺陈起一组人员地域的排比,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而“均之为吏”作为总领全篇的慨叹,确实“入手气派,大近柳州”(林琴南语),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
以下作者历数凡“易地为吏”者,必将遇到转徙途中的艰难困苦;临行之前的忙碌,行进时的颠沛;抵达后的种种困惑;以至新来乍到、人地两疏,一时竟无法尽职尽责;直到“及其久”,又因任职期满“可引而去”。如此反复,恶性循环,使“易地为吏”者常不能倾心尽力、勤政为民。曾巩一生坎坷,家事国事缠身,尝尽颠沛奔涉之苦。所以落笔时似有将满腹辛酸与难言的激愤立时倒尽,一吐为快之感。此文语辞简洁,准确,句式齐整、有力。作者先指出“易地为吏”行程乃至千里万里,范围由中州而异域,由东西南北而“海外之人”。“相易而往”四字,包含着多少“易地为吏”者的匆匆行色、半生辛劳。继而,作者用一连串形象生动的描写,详尽地指明“易地为吏”途中的艰险。所谓“山行水涉,沙莽之地”,既有“风霜、冰雪、瘴雾”之“所侵加”;又有“蛟龙、虺蜴、虎豹”之“所抵触”;更兼“隤崖落石”之“所覆压”。这种种的“侵加”、“抵触”和“覆压”,无不时时刻刻危及着“易地为吏”者的人身安全。真可谓“易地为吏”的一纸朝命既出,却使多少人“相易而往”,常陷于性命交关的境地。作者亲身所历,深明其害,苦不堪言。至于途中必备者,凡“籝粮裹药”、“选舟易马”、“刀兵曹伍”都需预作准备“而后动”;而日夜兼程,跋涉经年,“变更寒暑而后至”。可见“易地为吏”劳民伤财,弊端显然。即使抵达易地任所,旅途劳顿还未消失,又立刻面临着衣食住行的更改,水土气候的变化,语言风情民俗的不同。许多意想不到的不了解,不适应,不习惯会接踵而来,常令人一时不知所措。所以曾巩写道“其变难遵,而其情难得也”。以上列举种种弊端,”一路突兀写来,如崩崖坠石,赋色结响均佳”(《林琴南选评古文辞类纂》)。至此,文笔“略略作一停顿”,(同前)使行文的气势戛然起伏,给人以新来乍到千头万绪,“似万万无可着手”之感。这“变难遵”“情难得”二句在语势上呈停顿之功,而其文意则既有总结,又有转折的承启自如之妙。
由两“难”又引出下面叙中有议的一段文字,行笔满怀慨叹。所谓“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其中“愁”“叹”“思”三字乃切肤之语,使人如窥视府衙宅策之内“易地为吏”者的困惑不解,以及难以言表的苦衷。可见“易地为吏”之弊,不仅是耳闻目睹的劳顿和艰难,更是对为吏者身心精神的无形摧残。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弊端,其危害却是最大。辗转到此,而人心思归,“易地为吏”的目的自然难以达到。于是作者痛下断语,虽“及其久”、“习已安”、“蔽已解”,却因“岁月有期”,将被迫“引去”另任,重又陷于新一轮“易地为吏”的弊端中。曾巩就此深刻地指出凡为吏者:“不得专一精思”,又不得“修治具”、整顿条律制度,那么即使有心勤政为民,欲推广“天子及下之仁”,传立“后世可守之法”,也是难以实现的。作者写“易地为吏”的弊端由“相易而往”起始,以“岁月有期”、“引而去矣”作结,俨然是一次“换防”的全过程。曾巩以这种首尾呼应的方式,实出了“易地为吏”其弊遍于各个环节的特点,由此可证为害的深广。作者运笔自然而有层次,以叙述有序,叙中有议,顺次铺展开这一吏官制度的诸多弊端。而行文的语辞感情色彩强烈,记叙事物又多简洁生动,语出有据有情。给人以情浓辞切,亲身经历的信实之感。未以不足“为后世可守之法”,结清上列各层文意。由“易地为吏”的制度掘出“后世之法”的要旨,将吏之本身所受的艰难退至为后,使寄寓着的危及吏治朝政的利害突出于前。作者为文向以“明圣人之道”,“发难显之情”为宗旨。此处的意出文笔之外,仍着眼于社稷大法。然而,在形式激昂,文势直贯而下的行文中,依然显示出曾氏“醇乎其醇”的儒者风度。
二节文字单论“就地为吏”的便利。所谓“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曾巩从个人的经历体验中,比勘对照“易地为吏”的诸多弊端。作者细心地罗列出“就地为吏”的种种长处、益处与便利。虽然大多是曾巩的希冀与愿望,但作者写来却如数家珍,得心应手。作者向来主张就地、就近为官,“不在西封在东境”。首先即可免除奔旅艰难困顿之劳。所谓“士不必勤”,“舟车舆马不必力”,使为吏者消去了精殚力疲的第一弊端。凡是“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既不能侵吏之躯体,又不能搅乱其思虑,官吏的调遣变动并不成为身心的耗损,“就地”与“易地”的利弊也就很明显了。所以作者用赞叹的笔调宣扬这种制度的优越,到任之后“百体所养”,如“不出乎其家”;“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如“不出乎其里”。至于“山川之形,土田市井”,乃至民情风俗、语言习惯,由于为官不出乡里,自然非常熟习。尤其是当地的“利害、得失、善恶”的发展规律都能了如指掌。对于这些,为官吏者不是儿时即有“所闻”,便是亲眼目睹,亲身游历; 至少也能从乡里的先辈长者处得到指点。为官吏者对任职诸项事宣能谙熟到这种程度,还发愁有什么事办不好呢? 作者的个人经历坎坷,体验非常细深,所以笔下所指能从大到小,从物到人,从行动到体味。一一叙出井然有序,由表及里,给人以细腻入微之感。对应于“易地为吏”的处处艰难,“就地为吏”的便利真是时时可见。作者构筑这种对比时,仍将宗旨落在两种吏治施行的效益与结果上。所以曾巩说当官能做到“专虑致勤,营职事”,“宣上恩”“修百姓之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就地”“就近”的制度。为官吏者处理公务,审决刑赏与计划,能“断于胸中”,从容不迫,也是得之于“就地”“就近”的便利。因此,作者反问一句“岂累夫孤客远寓之忧,而以苟且决事哉?”果然是理直气壮,有根有据。曾巩阐述各“用于其土”之便,同样着力于叙中有议的章法,作者内蓄的蕴藉随着便利一条一处的明示,使行文同上节的激愤截然相反,语辞间满含着由衷的感叹与喜悦,隐寓着对江任的近乡为吏极表羡幕和庆贺之情。然而作者在二节的文字中也同上节一样,只字不提江氏,使文题所指似乎游离其外。这种由远及近的手法使文章脱离了一般赠序文的俗套,而题旨飞出行文之外,为全篇平添逸趣,亦增其可读性。
末节的笔触才回到这篇赠序文的题旨:为江任君由临川转赴丰城任职作临别赠言。作者在上文极贬“易地为吏”之弊,赞赏“就地为吏”之利,此时此处却不去作对号入座式的陈述,只一味指称二地接壤,便利自得。所谓有牛羊、树木、果蔬、五谷的“相交”“相入”,果然是“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曾巩真诚地为江任庆幸,相信江氏在新任上必将有所作为。作者这时将笔墨集中于对江氏人品与才能的评价赞扬。文中以“聪明敏慧之才,廉洁之行”,“图书讲论之适,宾客之好”突出江氏的秉赋、清政与好学不倦的品格。作者断定丰城有了江任去治邑,他只须稍作努力,定然事倍功半,其原因就在于“就地为吏”。以江氏的政绩与能力,治理丰城实在是绰绰有余。送江氏上路总要讲几句吉祥祝福的话语,曾巩不提希望,不写鼓励,反别出奇思,说丰城的“县之治”则因江氏的到来,必定会使“民自得于大山深谷”,而州府也自此无左顾之虞。作者的用笔在于“不言县之得人,而言州之无事”,(林琴南语)由此反衬出江氏得益于近乡为吏,使州府均能无为而治。丰城虽“大山深谷”之地,以江任为其吏“孰近于此”论之,“江西之慕府,无南向而虑者”,必然是意料中的事。
曾巩长于议论,每每穷尽事理。如此文虽是友人间的赠序短文,却能立意新奇,脱尽旧习成法。作者欲扬欲抑,或褒或贬,态度鲜明。写“易地为吏”之弊,“一路突兀”,文气直贯而下;赞“就地为吏”之利,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全篇由文题生发,掘出新意,蕴藉似飞出纸外;结语又归回题旨起始处,文字前后照应,使结构散而不乱,自成统一。所谓“笔墨萧闲”的曾南丰之本色,在本文中则多以对比与叙论的巧妙融合,句式的骈散、长短的错杂,以及不动声色之中的一路铺陈排比,使作者的思想与风格才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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