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与韩忠献公》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某再拜启: 山川穷绝,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宠示芍药十种,岂胜欣荷!
山民虽陋,亦喜遨游。自此得与郡人共乐,实出厚赐也。愧刻!愧刻!
在《欧阳修全集》中,写给师友、同僚、亲戚的书信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计有十卷。其中写给两个人的信辑入最多,一是好友梅尧臣。收四十六首。另一个就是韩忠献公,收四十五首。其余的,除给刘原父二十八首外,都不过三、五首,十几首左右。由此可见,欧阳修与韩忠献公的过从亲密之甚。
韩忠献公 (1008—1075) 名琦,字稚圭,号赣叟。忠献是他的谥号。相州安阳 (今河南安阳市) 人,天圣二年进士。仁宗宝元三年 (1040)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抗击西夏的侵扰。庆历三年 (1043) 与范仲淹同为枢密副使,这一年曾上书“清政本、念边事、擢贤才”等七事,与范仲淹的十条上书相呼应,成为新政推行之始。庆历四年,新政遭到激烈反对,朋党专权之论骤起。庆历五年二月,杜衍、富弼、范仲淹等被罢黜。三月韩琦上书为富弼等辩诬,毫无结果,于是自请外出,被贬知扬州。韩琦方罢。同在三月,欧阳修慨然上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指出杜衍等没有可罢之罪,因此引起新政反对者的嫉恨,制造借口,于八月被贬知淮南滁州 (今安徽滁县),十月到任。
韩琦是新政的主持者之一,多次裁决朝廷内外的重大政事。与富弼并称一时“贤相”。任陕西安抚使时,与范仲淹一起功绩颇著。欧阳修对韩琦的人品官声,在他为韩琦写的《相州昼锦堂记》中称道不已:“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而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韩琦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也推崇备至。在他为欧阳修写的墓志铭序中赞扬他“天资刚劲,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评论他的文章“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笔翰道劲,自成一家。”“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对欧阳修的文采更是赞不绝口,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谈及他的文章气魄宏大“雄辞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二人的品性、志向可谓声气相投,难烃乎书来信往不绝于路。
欧阳修到达贬所一月以后,正是“冬序极寒”时节,写信给韩琦表示问候,信中说“瞻望盛衬,数程之近,时得通讯下执,谨因请绢人行,附此以道万一。”紧接着又通一信,对“今岁淮甸大雪,来年二麦有望”表示喜悦,此时韩琦应是在扬州贬所。谪贬之初,欧阳修就曾与友人尹洙相约,绝不做“戚戚之文”,不能有悲观失落的情绪。他也确如韩琦所说“襟怀洞然”,豁达大度。然而,庆历新政的失败毕竟给了他很大打击,那以后,他历任滁州、扬州、颍州的地方官,虽未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但只把目光放在“节用以爱农”、“均财而节兵”的“宽简”政治上,慷慨激扬的文字较以前少了。无论文章、书信都流露出些许超然意绪,表达了与民同乐、休养生息的恬然情调。在滁州所作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就是抒发这种心境的典型作品。
这封《与韩忠献公》的书信是一封答谢韩琦送来芍药花的回信,写在他作《丰乐亭记》之后。此时他始号“醉翁”,年40岁。韩琦39岁。抒写的也是同样的心境。
二人同年遭贬,维扬、滁州相去不远,大概是因为书信往还频繁,彼此都十分了解的缘故吧,信中没有嘘寒问暖的客套,也没有谪贬之初对韩琦“惟愿为国自重”的慰勉,只是告诉朋友在州城西南丰山幽谷中发现泉水的一点生活感受,并对朋友送花深表谢意。
书信先写得泉于幽谷,构亭于泉侧。次写理教场于亭畔,以警盗起于饥年。再写幽致而无佳木美草之憾,得芍药十种之喜。最后写与郡人遨游之乐。通篇仅一百五、六十字,从头至尾,一气呵成。言为心之声,作者那种畅达的心绪,在如泉出幽谷一般的行文中自然流露出来。潺潺涓涓,叮咚悦耳。如泉畔清风,未及品味,便使身心在清风中溶化飘飏起来。那种处幽谷、听泉鸣,飘然无我的快感沁入心头,爽然,快哉!
未写得泉之乐,先说缺水之苦。“山川穷绝,比乏水泉”。普遍的缺水,“偶得一泉”自然喜出望外。“偶”字道出欣喜之情。据宋吕元中《滁州志》所记,此泉得来确属偶然。庆历六年,欧阳修先得醉翁亭处的醴泉。一天,在官署与同僚聚会,有人献上新茶,欧阳修即命下属去取醴泉之水烹茶。下属的仆人恐怕迟误不及,“遽酌它泉以进”,欧阳修得知此非醴泉之水时,“穷问之,乃得它泉于幽谷山下”。得泉之喜,在他的另外几篇作品中都有记载。《幽谷泉》诗,记他勘察之行:“踏石弄清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满春畴,鸣渠绕茅屋。生长饮甘泉,荫泉栽美木。潺潺无春冬,日夜响山曲……”竹林茅舍,幽谷春畴。大自然生机勃发,“野人家”安谧自适。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吕元中记欧阳修“博学多识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临泉上,名之曰丰乐。”作者爱此泉“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丰乐亭记》)。得山水之乐于其中,却未忘勤劳政务于身外。在亭旁理教场,集兵弓手,“阅其习射”以防饥荒之年盗贼蜂起。也常与同僚“宴集于其中”。真是贬于斯而乐于斯了。
山耸、谷幽、泉甘、人乐。正“惜此幽致”,希望得到“佳木美草”的时候,可巧意外地得到韩琦送来的芍药,真可谓锦上添花,天遂人愿,致使欧阳修不胜感激之至。于感激之外,作者希望韩琦与自己一起分享这份“山川穷绝”处的欢乐。他认为“自此得与郡人共乐”,实在是出于韩琦的“厚赐”。其实,韩琦的“厚赐”当然不只是区区“芍药十种”,而是多年来政治上、文学上同道所结成的深厚友谊与诚挚的理解。二人的友谊几十年未变,至死犹笃。
读罢此信,不禁令人为他们之间患难失意中的友谊所感动,似闻到带露的芍药散发出的缕缕幽香。欧阳修在庆历七年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谈及在滁州的感受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相信他确实乐观地面对现实,并能与民同乐,勤劳政务,但是,早年写《与高司谏书》时那种激昂、悍猛之气消失了,被自号醉翁的闲适情绪所代替,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性格中的遗憾。他真的就满足于山水之乐、琴酒之欢,为政粗成吗?在《题滁州醉翁亭》“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酲然”的诗句中,流露出他压抑难平的心情。
书信体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质朴,直书胸臆,情真意切,酣畅淋漓。一口气读罢此信之后,静下心来,在作者拈髯颔首的微笑中,似乎感到几分苦涩。于是一股淡淡的哀愁如云翳般从心头飘过。40岁的醉翁,纵有岩风吹来,犹酲然未醒,与韩琦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读者也加深了对滁州丰乐亭畔的醉翁内心的理解。在“愧刻、愧刻”的答谢中,似听到他信中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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