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争臣论》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争臣论》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 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 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 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 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 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而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 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 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 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 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 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 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 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 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争臣论》亦作《诤臣论》，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它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论说透辟有力，语言凝练，不愧是论说文中的佳作。

此文作于贞元八年。是年韩愈25岁，距“安史之乱”被平定近三十年。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已从巅峰跌落下来，到韩愈生活的年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民生凋敝，社会混乱，为官或聚敛资财，或只知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像文中提到的贤士阳城，被荐担任谏议大夫，五年之中不问政治得失。身为谏官却放弃职守。这年，韩愈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以“匡正时弊”、“拯救黎元”为己任，企图以儒家思想，挽救日益衰败的社会局面，于是针对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的问题，写下了这篇《争臣论》。争臣，也叫诤臣，即“谏官”。文中，作者借对“争臣”的评论和对阳城放弃职守，独善其身的思想行为的批判，阐明了“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观点，表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今河北定县)人。自幼家贫，隐居中条山，博览群书，后徙居夏县(今山西运城东北)，为德宗时有名的贤士。曾应召为谏议大夫，后因触犯权贵，改任国子司业，又改道州刺史。因任谏议大夫五年不进谏，韩愈作此文以讽之。阳城亦不以为意。后奸臣裴延龄诬逐陆贽，阳子挺身而出，愤然上疏，极论裴延龄罪状，为陆贽辩护。当时德宗欲任裴延龄为宰相，阳城哭阻于廷，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德宗只得作罢;扬言撕毁圣旨以阻挠皇帝任相，可谓至贤至勇、直言敢谏之士了，至于阳子是否如前人所言：“有待而然”，还是由于此文之激，则不得而知了。

文章围绕着对谏议大夫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展开论述，采用与虚拟人物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一辩一驳，八段四问，结构严整，观点鲜明。

文章前两段讨论的是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作者以“有的人”求问的方式，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观点，理由是阳城“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而作者对这种貌似高尚的人却持否定态度，认为阳城算不上“有道之士”。其理由之一是，阳城未行“古人之道”，因为他不懂权变;没做到“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不能灵活地按《易经》去做;其二是在位不谋政。阳子“居于位五年”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这是渎职的表现;其三，阳城“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即是说阳城从思想和行为上都不合“古人之道”，不恪尽职守已经不对了，还不肯引咎辞职，这两方面无一是处。这怎能是“有道之士”的做法呢?接着，作者以“圣人”孔子为例，对比说明“圣人”在“位卑”“居贫”之时尚且“不敢旷其职”，何况阳子“不为卑且贫”却“旷其职”，来反衬出阳子根本够不上“有道之士”的资格，从而以充足的理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有理有据地否定了认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说法。

阳子的做法既不合经典，那些认为阳城为“有道之士”的人，便以攻为守，拿《尚书》上“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来为阳子辩解，意思是阳子在位谋了政，而“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恶讪上者”，“恶为人臣而招其君过，而以为名者”，即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讪上”、“招其过”而“为名”，道德确是高尚的。作者对这种不堪一击的辩解毫不迁就，在第四段中严厉批评阳子“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意思是阳子简直是糊涂虫了，这“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不对的。并指明聪明人的做法，应该“擢在此位(指诤臣之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即要尽职尽责。这样就“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还可以使“庶岩穴之士……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对于阳子“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的做法，作者严厉地指出其危害很大，是“启之也”，即是引导君上往“恶闻其过”的错误道路上走。

对这种理正辞严的阐述，那些人以阳子“擢在此位”是“不得已而起”，本人并不想作官为其推卸责任，并指责作者“何子过之深也”，言外之意是强人所难，要求过高，对这种无力的呻吟，作者并不姑息，在第六段中明确指出“圣人之道”是“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和阳子只知“独善其身”，不管“兼济天下”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并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为例，说明古代圣人和“有道之士”“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以天下为己任，“岂使自有余而已”，“恶得以自暇逸乎哉”。相形之下，阳子和这些圣人比就显得太自私了。

作者的一席驳斥，使那些为阳城辩护的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只能用带有人身攻击的言辞，指责作者“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意思是说作者耿直倒是耿直，只是有些妨害道德且多嘴多舌了，并警告作者：历史上曾有好尽言以招人过的“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的教训。这里隐含着那些“好尽言以招人过”的“争臣”的危险处境和不幸结局，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对这种指责和威胁，作者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的阐明自己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也就是说，君子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至死不渝;不在位，也要锤炼自己的文辞来阐明自己的主张，要以道为本，奉职尽责。作者的这一观点，使“有道之士”的理论获得了升华并有了明晰的标准，这也为作者在坎坷仕途中的遭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争臣论》是一篇颇有特色的论说文。理正辞严，一派正气，言必头头是道，理必引经据典，不卑不亢，既不危言耸听，也不轻描淡写，既不受恭维，也不怕威吓，语言简朴犀利，不容置辩，正所谓“辞盛言宜”。其次，说理透辟严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使人欲辩无辞。如第二段，作者认为阳子不是“有道之士”理由有三，既引经据典，又抓住事实，不容置疑。然后又以比较方法，反衬阳子，使“有道之士”之说不攻自破。再次，文章结构严整，不枝不蔓，首尾呼应。文章四问八段，段段相接，问问相关，都围绕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修其辞以明其道”来论述，从内容到形式合为一体，章法谨严。另外，语言凝练，比较、设问、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颇为精当得体。

《争臣论》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篇论文，其意旨在宣扬儒家思想，以“匡正时弊”。文中作者引经据典，必以“六经”为旨归，言必尧舜、文武、周公、孔、孟，表现了刚刚步入仕途的韩愈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尤其是首次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观点，奠定了“文以明道”的理论基础，并为以后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