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亭记
嘉祐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为徐之萧县,改作其治所之东亭,以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岁秋冬,来请记于京师,属余有亡妹殇女之悲,不果为。明年春,又来请,属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为。而其请犹不止。至冬乃为之记曰:
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人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虚其心也,万物不能累我矣。而应乎万物,与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尝废也。于是有法诫之设,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齐其心也。虚其心者,极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齐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者,可知矣。
今梅君之为是亭,曰不敢以为游观之美,盖所以推本为治之意,而且将清心于此,其所存者,亦可谓能知其要矣。乃为之记,而道予之所闻者焉。十一月五日,南丰曾巩记。
茅鹿门曰: 此记与《醒心亭记》,所谓说理之文,子固于诸家尤所擅长。
张孝先曰: 不累于物而能应物,方非守寂之学。其于“清心”二字,大有扩充。曾公学有本原,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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