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
本诗写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其时张问陶正在京城任吏部郎中。已过不惑之年的作者是当时清廷中难得的头脑清醒的官员之一。面对英、俄扩张主义势力的咄咄进逼,清廷的懵然无知、闭关自守,他禁不住发出“大道无人我,皇风要转移”(《望古》)的革新呼吁;但因好友洪亮吉上书指陈时弊惹下大祸的前车之鉴,又使他只能战战兢兢地在这五律短章中微露其端而已。既看清了清廷政治上的重重积弊,也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便渐渐转入佛道,耽悦禅理,所以他的 《自述》诗说: “宦海沉浮二十年,司封司谏旧神仙。眼中岁月追风马,意外功名水上船。难报君亲犹窃禄,未离身世且参禅。深宵负手观乾象,万影横飞总湛然。”从而最终退归山谷,隐居吴门,与诗僧唱和。
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写成的。所谓“禅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入于禅定时那种可以长养法身的轻安豫悦的心境。法身,相对于肉身而言,是不生不灭、无形无相、清净圆满的。二是指一种自六朝以降沉湎于法味禅趣的社会风尚,大批文士如谢灵运、王维、苏东坡、王阳明、王夫之以及与作者同时代的魏源、龚自珍皆为此道中人。本诗所宣示的显然是前者,言说禅定时心境的超凡脱俗,轻安豫悦,以一得万,自在消受,证得方寸即西方的禅趣境界。同时,也表明作者自己也同属上述文士之列,两层意思可谓兼而有之。
前两句“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消受莲花”四字,初稿作“一朵莲花”,为定稿时所改。面对一片清纯洁净、纤尘不染的脱俗莲荷,置身在这充溢着清香幽远、馥郁恬淡的氛围之中,安安静静、端端正正地坐在蒲团之上,习禅习定,口诵佛号,心向佛经,使心由静而定,由定而慧,从而使尘心得净,劳思得清,烦恼得脱,早将满脑子由官场倾轧、世道炎凉带来的落寞孤寂消弭于无形之中。既看透尘世的污浊,又参得禅理的精妙、自在,心境臻于清远,于是身心轻安、欢照明净。后两句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八万四千”是佛家袭用古印度人言事物数量之多之巨时的常用语,佛经里常有 “八万四千法藏”、“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烦恼”,“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复有八万四千光明”等等,此外律宗教戒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之说。这两句是说参悟佛理,修习禅法,虽宗派林立,门门有别,破除烦恼,法法有殊,犹如八万四千门,路路不同,但佛家的真谛却是始终如一的,可谓殊途同归。诗人告诫人们要从世俗尘网的沉迷中惊醒过来,不要被佛理的 “八万四千”法门所迷惑,只要“心光如满月”,战胜心魔,方寸心田即可证得西方极乐。“蒲团”、“莲花”、“道心”、“门路”、“方寸”、“西方”是佛家语,又非出家人语,纯粹一副在家相,所以他又在另一首《禅悦》里说道:“门庭清妙即禅关,枉费黄金去买山。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其言旨、其意趣,可谓一脉相承。
其实,张问陶的耽悦禅味,固然有禅理的哲辩渊深对他的吸引,但不可否认,也是他因为政治上、官场上的失意、落寞、孤寂的内心苦闷而欲在清远超尘的佛家思想中寻求一种慰藉、一种解脱的曲折反映。这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是极为普遍的,如王维、苏东坡等,表面上是对禅理的耽悦、沉湎,是方寸证得西方的喜悦,实际上含有只能从中寻求解脱、寻求慰藉的凄苦情怀和落寞孤寂。
这首诗洋溢着轻松安适的豫悦心情,淡淡的喜悦、轻声的告诫与清幽的荷香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同时又蕴含着几乎看不到的隐藏在那层恬淡的喜悦之后的忧伤。其引人之处在于以物物习见、字字常用、文意浅显、通俗易懂的短短二十八字,见出深远的佛旨、清幽的意境,虽不主故常,空诸依傍,却句句出人意外,语语入人意中,心灵笔妙,为人所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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