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竺法頵远还西山,作诗以赠,因亦嘲之。省其二经,聊为之赞。
郁郁华阳岳,绝云抗飞峰。
峭壁溜灵泉,秀岭森青松。
悬岩廓峥嵘,幽谷正寥笼。
丹崖栖奇逸,碧室禅六通。
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踪。
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
不见舍利弗,受屈维摩公。
这是一首赠别诗,其核心却是反对小乘修行观,主张大乘菩萨行。诗序已说明,此诗是为沙门竺法頵远还西山而作,意在送行,同时“因亦嘲之”,与这位佛门朋友开开玩笑,实际是提出批评。
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六句,写西山自然景观,即写竺法頵修持生活的自然环境。郁郁葱葱的华阳岳,险峻的飞峰高耸入云。陡峭的山崖上清泉湍泻,山岭上青松葱笼挺拔。悬岩孤峭峻峙,山谷幽深空廓。诗人以简劲的数笔远景素描,画出了苍莽郁勃的西山全貌。孤峭幽绝、远隔尘嚣、空寂澄明,是其特点。这就是竺法頵远避人世、修心养性的自然环境。
第二部分六句,诗人由远及近,具体写竺法頵的修炼生活:丹崖之上,住着奇逸不凡的法师; 碧室之中,他参禅妙悟。其神若何?淡泊寂寥;其迹若何?飘然遐举。他禅慧双修,彻悟见性,内心一片玲珑空明,达于寂净虚明境界。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穆空灵、虚净缥缈的法师净持观想图。“丹崖”“碧室”,好一派神仙苑囿! 而此境中人的神采踪迹,更是超凡脱俗、清扬远迈,飘然有道骨仙风。诗人极力描绘这么一幅超凡脱俗、虚灵空净的画面,是为了强调竺法頵采取了一种远离人寰、超脱尘世的修行方式。
“六通”、“止”、“观”、“无”、“空空”,皆六朝时佛家语。“六通”指三乘圣者通过禅定修持所得到的神秘灵力,即六种神通。一曰 “天眼通”,对轮回五道中的一切现象无所不见; 二曰 “天耳通”,对五道中的一切音声无不彻听; 三曰 “他心通”,即 “知他心念”,包括他人内心善恶倾向、苦乐情绪等;四曰“宿命通”,亦称“知往古”,能知过去世中一切事; 五曰 “神足通”,又曰 “如意通”,指身体能自在飞行、分身变化等; 六曰 “漏尽通”,能断一切烦恼惑业,永远摆脱生死轮回。六通之中,凡夫通过修禅达到五通,只有圣者才可得第六通。六通的核心在于达到个人的“如意” “自在”。《度世品经》 中引有 “寿命自在”、“生自游”、“业自在”、“意乐自在”、“所愿自恣”、“所欲自在”、“于法自纵”等,实质就是包括可以任意支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绝对自由。诗里写竺法頵“碧室禅六通”,是以六通指代他的修定生活,描写竺法頵一心一意地想通过禅定来得到六通,亦即得到解脱,达到绝对自由的境地。然而作者笔锋一转,“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在讲竺法頵的修禅方式与内容的同时,批评他过份执着于“无”与“空”,未能真正准确理解大乘佛教之精髓。“止观”双修,是当时通行的修持方式。“止”,梵文amatha的意译,又译为“止寂”或“禅定”。“观”,梵文Vipasyana,意为“智慧”。“止观”是“禅定”与“智慧”的并称,即禅慧双修,是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维摩诘经》卷五僧肇注: “系心于缘谓之止,分别深达谓之观。”“止”是使所观察对象 “住心于内”,不分散注意力; “观” 是在“止”基础上,集中观察和思维预定的对象,得出佛教的观点、智慧或功德。止观双修,不限于传统的静坐默想,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止”有“观”,使思想认识契合佛教教义的要求。竺法頵禅慧双修,修了什么呢?无与空。“无”是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空”则是中国佛教般若学依附魏晋玄学而提出来的。魏晋玄学主张“以无为本”,佛教般若学则主张“一切皆空”。两种学说互相援引以张己势。一时名僧、名士合谈“无”、“空”成为当时的时尚。本诗“无”、“空”并举,正是这种时尚的反映。当然,佛教的 “空”,实际并不等同于魏晋玄学的 “无”。《般若经》说: “一切诸法性皆空”,是指世间万物 (一切诸法) 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不能给以任何质的规定性的真实的存在。所以,佛教所说的“空”,实际不是说不存在,而是指一种超越世界万事万物之上的神秘实在,也就是世界的最高本源。只要与它契合,便能得到最后的解脱。但是,如果人们过分地追求它,就会陷入新的魔障,即所谓 “法执”。为了防止这一点,佛教又提出了 “空空”这一概念。“空空”是般若“十八空”之一。《智度论》卷十六曰:“何为 ‘空空’? 一切法空,是空亦空,是名 ‘空空’。”就是说,“一切皆空”的空观本身也不能执着。这可真把空观说透了,贯彻到底了! “空” 尚以 “空”破“有”,仍存“空见”,而“空空”则“以空舍空”,以空破空,连那个被用来破 “有”的 “空” 也破个干净!《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玉参禅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禅机”。宝玉作《参禅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续曰:“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宝玉的空观就不如黛玉的来得彻底。宝玉说,思想“空”到无证之余地,到了虚无之境,便是至高的理想之境。而黛玉则说: 连那个虚无之境也忘掉,才是真正的纯净。所以,“空”,不仅是对世界的参悟智慧,同时又是佛家所追求的彼岸世界的至高精神境界,如《摩诃经·实际品》所云: “诸法毕竟空,即是涅槃。”再回到张翼诗中来,在作者看来,“空空”固然是对的,但过分地追求“空空”,那就错了。竺法頵入山坐禅,专门去追求个人的解脱,是对解脱法过于执着,所以称他“著无无”、“滞空空”,即执着于以 “无”除“无”、以 “空”破“空”。这样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 “无”,也不能真正契合空。
第三部分,诗人正面表示自己的观点,写道: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外物”,即超然物外、超脱于尘世之外。“大悲”,即大慈大悲。慈悲,是梵文Maitri-Karuna的意译,称佛、菩萨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大智度论》卷二十七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卷二十载有三种慈悲,其中“无缘慈悲”为大慈悲,即离一切差别、心无所缘,这是佛的慈悲。“玄同”,见于《老子》五十六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 ‘玄同’。”玄同乃悟道至高境界,齐万物,泯是非,居于世俗之中而永葆佛心。诗人诘问竺法頵:超然物外哪里合于佛家慈悲之旨呢?独往独来亦有违混同于世之意。这样,诗人就提出了他们之间在佛教义学及参禅目标上的分歧。这实际是大乘与小乘之间的分歧。
大乘佛教以慈悲为根本,把大慈大悲放在首位,以普度众生为目标,具有面向社会解脱众生的性质。《大智度经》 卷二十引《明罔菩萨经》语: “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诸佛之祖母。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作佛。”慈悲,被作为般若之基础、修行之契机,使佛教由个人解脱转向众生解脱,成为深入社会生活、普度众生的动力,即所谓“兴大悲哀”。大乘佛教把性空智慧社会化了,以自利与利他并重,规定了处理个人与众生关系的基本准则,将佛教从个人业报学说转向要求同时对社会负责。大慈大悲,心无所缘,无所分别,便是玄同。既然佛作为世间和出世间的本质,普遍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中,又作为真善美的源泉,体现在一切实践佛教教义的思想行为之中,那么就不必拘执于出世间与世间的差别,不必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而是应该处在世俗社会之内,从思想上驱除彼此真伪、善恶是非、好丑毁誉等一切世俗观念与诱惑,达于 “平等一心”、“无所分别”之境界。大乘佛教具有面向人生、深入世间、不畏艰苦、普度众生的积极宗教精神。而小乘佛教仅仅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以自利为目标,卑污自我、厌恶人生、畏惧苦难、逃避社会而不顾众生,极端悲观而消极。大小乘在宗教伦理学上的分歧源自其哲学层次的义理原则的分歧。如鸠摩罗什 《大乘大义章》云: “有二种论: 一者大乘论,说二种空: 众生空、法空;二者小乘论,说众生空。”小乘的“空”观不如大乘空得彻底,因而未能达于 “离一切差别”之境,而大乘彻底的 “性空”智慧能在繁杂的世俗社会中使主观精神达到无差别境界。
显然,竺法頵奉行的是小乘佛教教义,他远离尘世,独往幽绝地在西山修行,求得个人精神自由。在张翼看来,竺法頵超然世外求个人解脱是不合于佛家慈悲初衷的,采取远避世俗的宗教实践行为方式,也是有所执著而未达“无所分别”境界的表现,因而也就没有真解脱、没有彻悟。“独往非玄同”,正是陶诗“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之旨。如果无差别地看世界,就无所谓出世与在世间。故此,诗人最后以谐谑的口吻说: “不见舍利弗,受屈维摩公”。“舍利弗”是释加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与目连并为佛弟子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持戒多闻,敏捷智慧,善讲佛法,故称“智慧第一”。“维摩公”,即维摩诘,是毗耶离神通广大的大乘居士,委身在俗,辅释迦牟尼之教化。他曾以称病为由,与释迦派来问病的文殊论讲佛法,辩才无碍,妙语横生,使能言善辩的文殊自愧弗如,对他备加崇敬。他深通大乘佛法,认为达到解脱不必非过严格的出家修行生活不可,关键在于主观修养,这才是真正的 “通达佛道”。诗人在此征用舍利弗被维摩诘问难的故事,意在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 通达佛道不必拘泥于宗教实践的外在形式,关键在于内守佛心; 同时希望竺法頵在参悟定慧上进入更高境界。
这首诗论禅机、写境界,至深至远。然而,诗人信笔挥洒,举重若轻,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充分显示出他精深的宗教修养和玄远的精神境界。与诗人相稔的东晋著名高僧康僧渊评此诗曰:“经通妙远,亹亹清绮”、“忘妙玄解,神无不畅”,堪称的评。因为诗人深谙禅机佛理,修养深厚,故其论禅精粹凝炼而传神。大小乘教义内容繁多,而张翼只以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十字,就写出了它们的神髓。佛家修炼内容、方式、目标、境界,他也只以寥寥数笔对竺法頵潜心观想的勾勒,便反映出来。诗中用佛家语,自然熨贴,毫不牵强。用典易流于平板晦涩,而此诗用舍利弗受诘于维摩故事,却以谐谑方式出之,更显得自然、活泼、明畅。无怪乎康僧渊说:读此诗,“夫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赞之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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