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骆宾王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 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 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 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据清咸丰刊本《骆临海集笺注》)

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去世，太子李显即位(即中宗)，684年正月改元嗣圣，两个月后，武则天废中宗，立李旦为帝(即睿宗)，实权尽入武则天手中，李唐王朝徒有国号。李唐宗室、王公旧臣与武氏集团的斗争迅速激化。 徐敬业是开国功臣(后赐李姓)，袭英国公，是反武后势力的代表。徐敬业原为眉州刺史，后被贬为柳州司马。他与弟敬猷以及其他被贬李唐旧臣聚会扬州，以恢复中宗帝位为号召，于这年九月在扬州武装暴动。旬日之间便集合十万余人。骆宾王参与了起兵活动并被任为艺文令。为了制造舆论，煽动各地响应，骆宾王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檄文。檄文是古代用兵的“军书”。《文心雕龙·檄移》篇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声”，即舆论。行军作战，要说明道理，晓以利害，争取群众，扩大影响，使自己在舆论上和军事行动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刘勰又说：“檄者，皦(jiǎo搅)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并指出其写作特点：“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植义飏辞，务在刚健”，“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

这篇檄文完全具备上述特点。一开头便直接了当点出征讨对象武则天，并毫不含糊地冠之以“伪”字。“伪”者，不合法之谓也。为什么不合法? 因为她没有皇帝的诏命便临朝听政，滥施淫威，废弃中宗，凌驾皇帝之上。称“武氏”，表示轻蔑，下面，紧接着历数武则天的罪状，干净利落地进入主题。首先揭穿其素质不好，出身太差：“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后者，今天看来，本无所谓。但在特别看重血统、姓氏、郡望的封建社会，却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血统是维护皇权万业一系的唯一条件。在李唐皇族与王公旧臣眼中，武则天是绝对不能当政的。其次是行为不轨，悖忤纲常：“秽乱春宫”，“狐媚惑主”，“陷君聚麀”。淫乱本是封建伦常的大忌，而武则天远远超过一般的乱伦，罪不容诛。再次是“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剪除异己。最后是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公然要篡夺大唐天下，形势十分危急，但在此关键时刻却无人挺身而出。作者止不住高声慨叹：“呜呼! 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眼下，既没有定乱扶衰的大臣，又没有尽诛诸吕的宗室，而武则天的气焰却日益嚣张。以上是第一段，着重揭发武氏的累累罪行，说明扬州起兵已势在必行。

从“敬业皇唐旧臣”至“何城不克”是第二段，写扬州起义的主、客观条件，说明这一行动上合天理、下顺民心，胜券早已在握。开头与第一段揭露武则天罪行相对比，着意强调徐敬业的出身、门第，以及对李唐王朝的忠贞：“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同时也不隐瞒他失去世爵、被贬远荒的经历。但是，在李唐王朝危在旦夕的形势下，他以天下为己任，“志安社稷”，“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把征讨武氏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这里是第一层，写徐敬业的出身、人品、胆识、谋略，是主观条件。第二层写全国上下纷纷响应，势如燎原。这是客观条件。“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骑兵水兵，整装待发：“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后勤给养，准备充足：“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加之以东南有利地势：“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胜利已指日可待。第三层展望前景，鼓舞人心。檄文以形象化的语言描写战斗的场面：战马嘶鸣，刀枪出鞘，杀气冲天，群星失色：“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战士喊杀之声，惊天动地，连风云都为之变色，山岳都为之崩塌。最后又以四个四字句作逻辑推演，得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的结论。斩钉截铁，十分有力。这是檄文中写得最有气势、最为精彩的一段。

从“公等或家传汉爵”到篇终是第三段，以徐敬业的语气向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员发出号召。首先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李唐王朝的旧恩及密切关系，暗示唐王朝的存亡与他们生死相关，并以“忠岂忘心”来促使他们觉醒。其次，号召他们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转祸为福”，“共立勤王之勋”。“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是篇中的名句。它以极其精炼而又形象的语言概括唐高宗刚刚安葬中宗李显就被废为庐陵王，在感情上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再次是赏罚分明。对“勤王”态度积极立有战功者，“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对举旗不定，徘徊观望，行动迟缓，坐失战机者，则严加惩处：“必贻后至之诛”。最后略加顿挫，虽用设问句法，但却肯定指出必胜前途：“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氏”篡权是不能得逞的。结尾“移檄州郡，咸使知闻”，倡明檄文之特点和作用，收束全篇，简洁有力。“檄”是军事应用文，讲的是用兵的道理，具有今天“公告”或“声明”的性质，所以本文第一个特点便是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用兵，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与千百万人民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非同儿戏。用兵，则必师出有名，无名之师，失道寡助，非战即溃。为了师出有名，说明起兵原委，檄文从敌、我、友三方面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分析。首先是“暴彼昏乱”，全面揭露“武氏”的罪行。在“武氏”众多罪行之中，最要害、最核心、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篡夺李唐王朝的政权。她的出身、人品和极端淫乱、结党营私、嗜杀成性等等，只不过是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施展阴谋的性格特征或相关条件而已。但是，因为作者是从篡夺政权这一高度来考察并进行周密的概括，所以第一段所举诸端，不仅与篡权这一主要之点有内在联系，并且由此使所有罪行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过来，又使读者对“武氏”篡权的历史根源、阶级基础和性格的依据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从而对“武氏”的危害性、讨武的必要性、起兵的紧迫性有充分的认识。有认识并不一定就有行动，并不一定支持起兵或参与起兵，群众还要了解是否有能力打败“武氏”集团，还要看敌我两方力量的对比。所以第二段紧接着就是“振此威风”，写自己一方起兵的必然性与胜利的可能性。作者从不同侧面充分展示徐敬业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突出了他的号召力、凝聚力与领导能力;同时也展示了他的兵力、财力与人力。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几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与必胜的基础。“班声动”以下四句是这些条件与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并非作者凿空臆想。当然，战争的胜败，并不完全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还要看处于中间状态的军事力量与广大群众何去何从。争取群众，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视的策略。檄文的第三部分，就是针对这部分人而发的。因为前两部分对敌、我两方已有充足的分析，何去何从已十分清楚。所以这部分只是提醒州郡官吏，不要忘记皇唐旧恩，激发他们的忠心、决心和信心，同时还以“赏”、“诛”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敦促他们尽快作出自己的抉择。

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鼓动性。“檄”，除了具有声明、公告的性质以外，它还具有传单的性质和作用。为了在舆论上压倒敌方，行文必须有雷霆万钧的气势。“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讲的就是要靠事实来说明问题。檄文第一、二两部分，主要靠事实来揭示“武氏”的罪状，说明徐敬业起兵的原委，同时辅之以理论的升华。在讲道理时，主要靠逻辑力量，做到以理服人。本文的鼓动性还体现在感情的投注上，即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还具有动之以情的特点。如“近狎邪僻，残害忠良”、“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等语，在罗列事实的同时，还注入了作者的深情，句句扣人心弦，很能从感情上激发人们对故君的眷念，对故国的忠诚，同时也容易把“武氏”搞臭而击中要害。据《新唐书·骆宾王传》： 武则天初读此文，“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失此人!’”可见连武则天也受到了震动。这两句写的是事实，字字在理，但主要是感情的震撼，感情的威力。此外，本文的鼓动性还与适当使用夸张手法密切相关。为增强文章的感情色彩，作者多用比喻和夸张以表达强烈的爱憎，激起人们的义愤。武则天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执政期间，对历史曾作出过贡献。但在她掌权之初，从唐王朝旧臣角度来看，无论如何是难以容忍的，所以对“武氏”的揭露不遗余力，甚至带有明显的个人攻击，行文也多有夸张色彩。如“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对自己一方，亦复如此。如“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说自己的力量壮大到了不起的程度，夸张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檄文的鼓动作用。

第三是语言的丰富性。这篇檄文是用骈文写成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檄”，这种文体，“其词有散文，有俪语。俪语始于唐人。”可见，本篇是唐代最早用骈体写成的檄文。骈文发展到南北朝已逐渐流于空疏，多在形式技巧上用心，但此种文体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内容与充沛的情感。这篇檄文写的是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关系全民的利害，内容本身就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加之作者的立场鲜明，爱憎强烈，他把个人的生命、国家的存亡，同扬州起兵紧密联系起来。在感情极度兴奋之中作者又怎能不文思敏捷，一气贯注，有咄咄逼人之势呢? 由于读者被文章的气势所感染，乍读时很难发现它是一篇骈文。当然，这也和句式富于变化具有抑扬顿挫之美密切相关。在以四、六句为主的同时还时作六、四句，或适当加用感叹词，使之与散文更加接近。如“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为加强语言的节奏感，有时连用几个四字句或七字句，如“爰举义旗”以下六句和“班声动”以下四句等。有时还适当加用虚字或语气词。

尽管这篇檄文写得大气磅礴，使人魄动魂惊，但扬州义军还是在武则天的十万大军面前土崩瓦解，骆宾王的下落不明，至今仍众说纷纭。从这篇檄文的产生到今天已有一千三百年之久，如今读来，仍觉其有风云之气，金石之音。“万古千秋一檄书”《骆临海集笺注》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