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捕蛇者说》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大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 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 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 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明确地说过自己的写作宗旨:“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他把“明道”作为他的写作目的,以“文”传“道”,干预现实,使“文”发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捕蛇者说》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
柳宗元始终关心政治,关心现实,在贬居永州后,仍不忘他的改革的理想,勇于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疾苦,在《捕蛇者说》中大胆揭露了苛政之猛,“赋敛之毒”。全文用“毒”一以贯之,把视点始终放在“毒”字上。文章一开始就极写永州之野的异蛇之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极言其毒。因其剧毒而可以治大风等病,故“大医以王命聚之”。只要“岁赋其二”,便可“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这段描述,明写异蛇之毒而有奇效,暗写赋敛之毒,苛政之猛,后者之意尽藏于“争奔走”三字之中,而又以一个“争”字点睛,已让我们感知到了“赋敛之毒”,从而为蒋氏的登场作了交代。接着是蒋氏登场,他讲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但讲得很克制,很平静,很简略;讲祖宗三代的经历只有二十三个字,却连续使用了三个“死”字:“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三代人的血泪饱融在这几个字中。这里没有必要展开,因为蛇毒之害并不是文章鞭笞的目的,作者仅仅是以此作为一个参照系,与下文赋敛之毒作对照。在此连用三个“死”字,蒋氏宁愿继续去捕蛇也不肯更其役,复其赋,我们从中已经可以预感到贼敛之毒了。这是“余悲之”一句所起的作用。“我”是出于同情,才接连两次发问,而客观上却是起了提示作用,或者也可以说是激发作用,经“我”一问,终于触到了蒋氏的痛处,他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这才把异蛇之毒与赋敛之毒联系起来,充分揭露了赋敛之毒,从而把蒋氏的境遇之惨以及他的思想情绪推向高峰,这是本文悲的中心所在。蒋氏先说赋敛之毒:“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向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殚”、“竭”二语和三个“与吾”排比句极言了赋敛之毒,以六十年的历史说明了横征暴敛之甚。蒋氏的这一番话我们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证实。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曾上奏章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而且当征敛之时便有凶暴的乡间小官吏气焰嚣张地到处奔走叫嚷,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所受赋敛之苦,跃然纸上。蒋氏却以捕蛇为业,“岁赋其二”,虽然一年要冒两次死的危险,而其余时间却可“熙熙而乐”,不像乡邻那样天天不得安宁。蒋氏是在对比中言其自得其乐的。这么一比,蒋氏以冒死捕蛇倒是一件“幸”事了,他不仅无“悍吏”之扰,而且还可以“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 这是乡邻所不能享受的。即使被蛇毒死,也比乡邻们死得晚了,比之赋税,哪里敢说异蛇之毒呢?通过这么一个心酸的对比,从而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苛政猛于虎”这一成语出于《礼记·檀弓下》,孔子语,主张仁政爱民,这就是柳宗元所要宣扬的“道”。在此,作者用了欲擒先纵的手法说“吾尝疑乎是”,先宕开一笔,然后再验之以蒋氏的苦难境遇,这就把赋敛之毒上升到政治黑暗的高度去认识了,这一批判富有千钧之力。
这是一篇纪实散文,除了文章开头对毒蛇的叙写和最后的议论外,主要由蒋氏的两段话组成,与现在的采访实录十分相似,富有真实感,更有说服力。驾驭这种写法需有高超的技能。如若处理不当,大段的人物独白,易于乏味。但柳宗元巧妙地进行了艺术处理,先用欲扬先抑法,其实蛇之毒未变,而与赋敛相比就不显得毒了。极言异蛇之毒,最后才说“又安敢毒耶”? 同时,又用了对比法,一是将赋税与赋蛇相对比,宁可冒死捕蛇,“岁赋其二”,“当其租入”,揭示了赋敛之毒;二是以蒋氏之倖存与乡邻之徙亡相对比,说明赋蛇胜于赋租,两次对比都突出了文章中心。由于多种手法交叉运用,抑扬顿挫,曲尽其妙。卒章显志,充分表现了同情人民和渴望改革时弊的政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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