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文《答谢中书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陶弘景文《答谢中书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据明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思想家，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对人说：“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性好林泉，向往“隐居以求志”，而“不愿处人间”(《与亲友书》)。虽宋末奉朝请，为诸王侍读，入齐后更得齐高帝器重，然其身在朱门却不交外物。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上表辞禄，隐居句曲山(即茅山，今江西西南)。后梁武帝即位，屡加礼聘，仍坚辞不出。故《梁书》列入《处士传》，《南史》列入《隐逸传》。与当日许多人一样，陶氏在出世与入仕问题上是有过思想斗争的。应该说，他对仕途也抱有过希望，在《与从兄书》中他说：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抽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请，头颅可知，不如早去。”可见他是因官场难遂人意，才决意引退的。

陶氏博览群书，善解术数，又“性好著述”，擅长骈文。《隋志》记其有《文集》四十五卷，已佚。《答谢中书书》先见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是现存陶文中的一篇代表作。与陶氏《答虞中书书》和《答赵英才书》不同，这通短札意不在倾谈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在叙述朋友间契阔离别之情，而专意在江南山川风物之美的描摹上。由于其状物生动，文辞清丽，故一直被人推为骈体山水小品的佳作。

自东晋而及南朝，有一批拥有稳定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的士人，不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还是精神世界的主人。他们因家族的仕宦历史与本人的官场历练而谙于政治，有的乐此不疲，有的则因厌腻无聊转而追求清空澄明的心境，渴望与天地同流，与山水相酬答，他们或耽溺于庭园的营造，或皈返自然，喜与释道人物及隐居高士交往，因此对山水之美有了认识。而舆地之学的兴起，与北地风光迥异的南方山水之美的激动，更激起他们表达这种自然之美的欲望。因此在这一时期，山水文学开始萌生，所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正道出了这一情况。当然，就赏鉴自然之美所达到的审美层次而言，由东晋而至梁、陈，数百年间，一方面呈不断演进的趋势，一方面则又因人而异。陶弘景在这通短札中对自然之美的揭示，较之同代人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他那里，山水不再是陪衬物，如传统画中的背景，而被置于前台，成为着意抒写的中心。因此，虽然“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本篇仍有与马第伯《封禅仪记》、王羲之《兰亭集序》不同的地方。

陶弘景具有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在这通书札中，他用简洁的语言，描绘的却是一幅生意盎然的自然图景。阴阳昏晓，鸟鸣猿啼，让人留恋，使人痴迷。如不是以太虚不拒万有、真空不离色相的胸怀投入自然的人，那得如此清新的文字?当然，陶弘景喜好自然，虽处朱门广厦对此仍心驰神往，隐居后吹笙听松，对月流叹，几乎摒绝所有人事，还有它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为了“任性灵而直往，保无用而得闲”(《答赵英才书》)，这层意思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达过。所以，当日齐高帝以“山中何所有”相问，他答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言辞之间隐含着对当权者萦怀俗务，难得澄思静心以应自然的数落。所以尽管他对梁武帝咨询有所谋划，终不为其礼招手勅所动，而甘愿做一头自放于水草之间的牛，恰如野龟曳尾于涂中。也就是说，他对自然的喜好不仅出于纯感性的审美观照，而且还有着内在的理性选择。他所欣赏的山川风物之美，是一种足以证道的主观的美。唯此，他在描摹它们时没有华奢铺张，也没有咽露秋虫、舞风病鹤的病态呈示，表现出非躁进之士所能梦见的淡泊、清新，令人想见一个爱自然而不雕琢的高洁隐士的风采。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陶氏此书对自然的描摹隐含着丰富的意趣，但他没有像当时许多人(包括他本人有些文章)那样，以理语入诗入文。我们看他的《寻山志》，描摹自然不可谓不生动，“日负嶂以共隐，月披云而出山，风下松而含曲，泉潆石而生文”，“石孤耸而独绝，峰悬天而似浮”，与本文“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所揭出的风景并无二致，然其最后归结为“反无形以寂莫，长超忽乎尘埃”。相比之下，《答谢中书书》就显得意境完整，体现出一种深邃之美。

此书还表明了陶弘景是一个善于将自己的审美感受物化出来的高手。这通书札短短只六十二字，便由形写到色，概尽俯仰所见;由静写到动，极其昏晓之变。从整篇构思而言，则由自然景物写到主观感受，层次鲜明而丰富，概括力极强。用骈文写景而能臻自然之境，是本篇的又一特点。一般说来，古文重气势跌宕，文风自然而疏畅;骈文求法度森严，文风典雅而华赡。故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谓： “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写意非通人莫办，工画则匠手可勉。”自南齐永明盛行音韵之说，始为新变，影响及于梁、陈; 文笔之辨，宋、齐始盛，梁、陈益严。这些对骈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使它因极貌写物穷力追新而多有滞累。陶氏这通书札却能脱去此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清骈文名家陈维崧在所著《四六金针》中曾将骈文分为上、中、下三格，以“浑成格”居“精严”、“巧密”两格之前，因其“辞意明白，浑然天成”，高于“法律精严，妙入规矩”或“用事巧中，无少疏漏”。陶氏此文足可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