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诗《感遇》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 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据四部丛刊影明本《张曲江集》,下同)
张九龄是开元后期的著名“贤相”,矜尚直节,敢言朝政得失,注意提拔智能之士;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也早有觉察,建议唐玄宗及早剪除,免贻后患,然而未被采纳。终因受到李林甫等权奸的诽谤排挤,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由右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牛仙客等专权,正直朝臣遭受打击,国事日非,所谓“开元盛世”,也就一去不返。
组诗《感遇》十二首,就是作者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重要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例如高棅《唐诗品汇》(卷一)云:“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云:“《感遇诗》,正字(陈子昂)古奥,曲江(张九龄)蕴藉,本原同出嗣宗(阮籍),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这些评论都很中肯。
这里所选的是组诗的第七首,有如屈原的《橘颂》,是“丹橘”的赞歌。
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地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地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 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林”。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由于独得地利,与本性无关,也就不值得赞颂。诗人抓住这一要害问题,以反诘语气排除了前者。“岂伊地气暖”中的“伊”在此处作“那里”讲,指江南。全句意谓难道是由于江南“地气暖”的缘故吗?这种反诘语如果要语意的话,只能作否定的语意,然而它照例是无需回答的,比“不是由于气暖”之类的否定句来得活。以反诘语一纵,用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本来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那么,张九龄为什么不是通过松柏而是通过丹橘来歌颂耐寒的节操呢?这除了他谪居的江南正好有“丹橘”,自然联想到屈原《橘颂》而外,还由于“丹橘”不仅经冬犹绿,“独立不迁”,而且硕果累累,有益于人。作者特意在“橘”前着一“丹”字,就为的是使你通过想象,在一片“绿林”中看见万颗丹实,并为下文“可以荐嘉客”预留伏笔。汉代《古诗》中有一篇《橘柚垂华实》,全诗是这样的:“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倘欲知我,因君为羽翼。”作者以橘柚自喻,表达了不为世用的愤懑和对终为世用的渴望。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历年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林”,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嘉客”是应该“荐”以佳果的,“丹橘”自揣并非劣果因而自认可以“荐嘉客”,然而为重山深水所阻隔,到不了“嘉客”面前,又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感叹之声。“运命”两句,不能被看成宣扬“天命观”。“运命惟所遇”,是说命运的好坏,只是由于遭遇的好坏,就眼前说,不就是由于有“阻重深”的遭遇,因而交不上“荐嘉客”的好运吗? “奈何阻重深”中的“奈何”一词,已流露出一寻究竟的心情,想想“运命惟所遇”的严酷现实,就更急于探寻原因。然而呢,“循环不可寻”,寻来寻去,却总是绕着一个圈子转,仍然弄不清原因、解不开疑团,于是以反诘语气来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经冬犹绿林”,是肯定它有“阴”,又说“可以荐嘉客”,是肯定它有实。不仅有美荫,而且有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俯而笑曰:‘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只树桃李,而偏偏排斥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这首诗句句写“丹橘”,构成了完整的意象,与“我心如松柏”之类的简单比喻不同。其意象本身,既体现了“丹橘”的特征,又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读这首诗,当我们看到“丹橘”“经冬犹绿”,既有甘实供人食用,又有美荫供人歇凉的许多优点的时候,难道不会联想到具有同样优点的一切“嘉树”吗? 当我们看到“丹橘”被排除而“桃李”却受到精心栽培的时候,难道不会联想到与此相类的社会现象吗? 就作者的创作动机说,显然是以“丹橘”之不为世用比自己之远离朝廷,以“桃李”之得时比李林甫、牛仙客等小人之受宠得志,但由于创造了具有典型性的意象,所以其客观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简单譬喻的范围。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精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聘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诗人评诗,探骊得珠,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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