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辙文《黄州快哉亭记》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鹜,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 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 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李定等摘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和此前所作诗,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责授苏轼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同年同月,苏辙也因上书营救苏轼,坐贬筠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高安县)监盐酒税。本文即作于元丰六年(1083)被贬谪筠州期间,反映了作者在不得志的贬谪生活中随缘自适,“不以谪为患”的情怀。
首段通过写景引出叙事,点出“快哉亭”。亭在江边,故从江水写起。一方面作者写水,由远及近: 长江从西陵峡涌出,汇合沅、湘、汉、沔诸水,奔至黄州赤壁。这就自然地写到黄州,写到贬官黄州的张梦得以及他所建筑的快哉亭。据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二载,张梦得即张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氏,元丰六年贬官黄州,寓居承天寺。从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可知,他与苏轼是好朋友,能和苏轼一样在贬谪中以“闲人”自处。另一方面作者写水势,由小及大: 以“奔放肆大”,“其势益张”,“波流浸灌,与海相若”,逐层写出江水的渐渐壮阔。
次段写亭上所见,从眼前景和往古事两方面来表现自己快活的胸怀。“南北百里”二句,言空间之广阔浩瀚;“涛澜汹涌”二句,言波涛风云气势之雄壮,作者通过昼、夜所见,着重描写了“变化”之快。渔船出没于其前,怎不令人“骇目”?“鱼龙悲啸于其下”,怎不令人“动心”? 大有苏轼所谓“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后赤壁赋》)之形势。但面对这一切,作者的态度呢? 不过是“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这一个“玩”字,展示了作者无所畏惧的胸怀,“动心骇目,不可久视”的大自然,在作者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如果说上面所写之景表现了大自然的雄壮力量,那么下面则重在描绘大自然的秀丽景象。作者在《武昌九曲亭记》中写道:“武昌诸山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此处“西望武昌诸山”数句所描绘的,正是作者在九曲亭上所见到的那番秀丽景色。大自然向作者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她的阳刚和秀美,怎不令作者感到“快哉”呢?——“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但作者的“快”意还不仅仅满足于山河美景,在这“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地方,作者不能不想起赤壁之战,而凭吊“其流风遗迹”——这“亦足以称快世俗”。可见,无论是观赏眼前景,还是追忆往古事,都使作者感到快意,感到心旷神怡。
文章到此似乎已写到尽头,该收笔了。第三段却从楚襄王的“快哉此风”说起,既不离贯穿全文的“快”字,又把上面的写景自然转到人事上来,为作者直抒胸臆,点出本文的中心作好了准备。“夫风无雌雄之异”二句,是由写景转入议论的关键。其实,岂止“风无雌雄之异”,就是山河风光,离开了人的感受,也无所谓美丑,关键是看人们怎样去对待它,以怎样的心境去感受它。因为“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并不仅仅让人感到快意,也是“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原因,古往今来悲秋伤春的作品还少吗?我们又“乌睹其为快也哉”? 因此作者得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这才是全文的中心思想。张梦得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在不得志的贬谪生活中建筑快哉亭以自快,才能身处“蓬户瓮牖,无所不快”。结尾又与开头照应了。需要注意的是,“不以物伤性”,“不以谪为患”,既是作者对张梦得的赞美,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和自勉,因为苏辙当时的处境与张梦得完全一样。而且这种思想也强烈地表现在苏辙的其他作品中,如他在元丰五年所作的《武昌九曲亭记》中写道:“盖天下之乐无究,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言语不同,而所传达的精神却大体一致。
苏轼评苏辙文说:“其文如其为人,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势,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文》)本文即是一例。作者采取这类亭台楼阁记的一般写法,先叙事,次写景,再议论,全篇都以“快”字贯穿,因而于直叙之中别有一种俯仰顿挫、一唱三叹的抒情韵味,在汪洋淡泊中贯注了不平之气,是苏辙集中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杂记散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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