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小说·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全文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罗贯中(约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后移居杭州。性“与人寡合”，却与元末明初杂剧家贾仲明为忘年交。“有志图王业”(明王圻《稗史汇编》)。曾充当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想作一番事业，后朱元璋统一天下，遂转而从事小说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贾仲明评之曰：“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的小说著作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以一直流传至今的《三国演义》为最。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先谈一谈《三国演义》。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国演义》最早版本是明代嘉靖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又名《三国志演义》。主要内容是描写我国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至三国(魏国、蜀国、吴国)时代纷乱、错综的社会生活，以及三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和尖锐斗争。它表现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所谓“演义”，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体裁。它是从民间说书艺人的讲史发展起来的、经过文人加工创造而形成的以演义史传为主的演义小说;并采用章回体结构形式。在诸多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国章回体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的演义小说以及近代人所写的历朝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由于三国时代是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战乱时代，封建割据势力和军阀之间的武装斗争无一宁日，这就决定了《三国演义》是以具体描写战争和讴歌英雄主义而见长的小说。可以说小说自始至终没有脱离过战争描写，所以后人常把《三国演义》作为战争教科书和我国古代战争的百科全书来看待。直至今日，无论中国或外国的一些高等军事院校都把《三国演义》列为必修课之一。

《三国演义》有着较高的艺术性。除了语言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雅俗共赏以及情节的生动和丰富之外，作品还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和典型人物。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椽笔纵横，把近一个世纪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复杂多变的矛盾斗争，相当真实生动地概括到一部作品之中，熔铸成一部完整、生动的活的历史，一部社会审美的艺术品。从而达到历史的真实性、生动感人的艺术性和鲜明的倾向性的统一。

《三国演义》的成就自然同作者罗贯中的名字分不开的。然而，就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同我国古代的群体智慧和创造力密切联系的。它的创作特点，古代学者高儒曾作了这样概括：“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除了据正史外，它还得力于自魏晋以来许多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和记载民间传闻轶事的许多野史以及民间说书艺人的讲史话本和宋元戏曲中的三国题材戏曲。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有南北朝时裴松之《三国志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小说、宋元时代的讲史话本以及戏曲中的三国戏剧目，这些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民间戏曲，给《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和素材，甚至在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创造上提供了创作蓝本。元代至治年间由新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就已粗具了《三国演义》的规模，显然它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和借鉴作用。这种平话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它是长期以来在许多讲史的丰富经验和材料的积累上概括地记录下来的，这就包括了群体的智慧和创作成果。至于宋元以来所出现的大量的三国戏曲，如《桃园结义》、《战吕布》、《三让徐州》、《襄阳会》、《关云长单刀赴会》、《关云长五关斩将》、《七星坛诸葛亮祭风》、《诸葛亮屯兵五丈原》……这些剧目，大都成了《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情节，显然它对《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艺术性的提高也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戏剧的创作，也是群体智慧的表现。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出现，应当说是各种民间创作的集大成者，这是《三国演义》以及类似这种情况的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特点(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有人认为：“我国元代或明代初期不可能出现像《三国演义》这样规模宏大、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其实他没有从群体智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如果我们经过具体的分析、研究和对照，就不难发现在《三国演义》中直接、间接地借鉴，乃至移植某些情节是不在少数的。当然这种移植并不等于照搬，但它大大启发了作者的创造力。这就说明了在元末明初产生这部巨作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根据的。我们承认群体智慧，决不是否认罗贯中个人作用和他的艺术才能，尽管罗贯中的生平事迹和他创作《三国演义》的具体过程尚未发现和掌握直接的有关材料，但他的思想倾向、文化素养、创作才能无疑地从《三国演义》的这部巨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赤壁之战”是我国古代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一次光辉范例。它历来为历史学家和军事家所重视。这次战役在三国时代尤其有它特殊的重要意义： 即由汉过渡到三国分立的一次关键战役。因而在《三国演义》中对这次战役的描绘竟用了整整八回的篇幅，把它十分生动曲折地表现出来。自然，《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来讲它不仅着眼于历史真实，还要从塑造人物形象、展示矛盾冲突和提炼生动、丰富、引人入胜的情节出发，把赤壁之战写得真实生动、结构完整、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明，并且又完全合乎军事辩证法的原则。作者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地显示。

从“赤壁之战”的整体构思来看，作者首先考虑到这场战役关系到魏、蜀、吴三方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关键的战斗。(若曹胜，则全国统一指日可待;若孙、刘胜，则三国鼎立即可形成。)这就决定了在作品的构思上体现了以下几个原则：

(1)确定“赤壁之战”在全书的重要地位。这就必须在全书的描写中作为重点章节全面铺开，细致、深刻地加以表现。它是关系到三国前途的一次大战，关系到小说描写承先启后的转折点。随着赤壁之战和曹操败北，孙(权)刘(备)之间矛盾上升和转化，这就构成了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新格局。

(2) 由于赤壁大战前的严峻形势和军事力量逆差悬殊，就决定了这场战斗在吴蜀方面不以力取，只能运用智斗的特殊手段，自然也包括孙刘联军的同心协力。

(3)根据上述形势孙刘集团首先从政治上建立共同抗曹的统一战线，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同军事紧密结合。这就使作品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壮观的局面。

(4)孙刘联合既有其共同利益的基础，即当前面临强敌曹操和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又有其各自的特殊利益，即双方都有称霸的雄心和打算，这就决定了孙刘集团之间既联合对敌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构成斗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增强了作品戏剧性的艺术效果。

显然，上述原则是“赤壁之战”构思的主脑和情节依托。根据这些原则和矛盾冲突性质，作品首先确定了赤壁之战的主线——曹操同孙刘集团的斗争，并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融汇于这条主线之中。在这条主线展开的同时，作品又十分巧妙地把孙刘集团之间的矛盾通过周瑜与诸葛亮的智斗作为暗线而展示出来。这一处理不仅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而且也为赤壁之战后孙刘集团的矛盾发展作了自然而合理的铺垫。其次，在斗力与斗智上、军事较量和政治较量上也作了合理的安排。在这场以少胜多的特殊的战斗中，孙刘联军的胜利，必然要建立在政治斗争和智斗的基础上。首先，孙刘集团的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取胜曹操的基本方略，这就有赖于政治斗争先于军事斗争。这一政治斗争突出表现在孙刘集团的内部。一方面在孙吴集团中，由于曹操大军压境，就出现了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一方面周瑜在对曹操斗争的同时，又企图削弱刘备集团的力量，时刻妄图打击和消灭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的政治上统一战线中既有团结共同对敌的一面，又有相互斗争的一面。无论鲁肃奉命到夏口会见刘备，无论诸葛亮去东吴游说，都是开展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主要方面。特别是诸葛亮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外交活动，就是“舌战群儒”。在这场舌战中，诸葛亮把东吴集团的投降派驳得哑口无言。这一情节本来不见于正史，纯属作者的虚构。但这种处理十分必要。一方面不扫除东吴集团的投降舆论，就无法建立共同抗曹的统一战线;同时加入这一情节又可使这一政治斗争更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是在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的必然反映。至于智斗方面，作品的处理也是成功的。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双方都有不同的斗争手段。以前人们分析这场智斗时，往往只分析孙刘一方对曹方的智斗，似乎曹操在斗智上是处处被动地挨打而无力还击。其实不然，小说的高明之处并非把曹操写成笨伯(如果这样，曹操也就不成其为奸雄了)，而同时也表现了曹操智斗的主动性。首先就采取了心理战术妄图迫降孙权，因而引起孙权集团内部的严重分化，一时间投降舆论甚嚣尘上。接着他又派蒋干去孙刘联军中游说周瑜来降;以后又派了蔡中、蔡和假降周瑜，探听虚实，以为内应。这都表现了曹操方面智斗的主动性。正因为双方都把斗智作为取胜的主要手段，就更能充分显示出诸葛亮、周瑜高超的智慧和才能，也有利于情节的丰富性和戏剧性。

“赤壁之战”在情节的安排上作者颇具匠心。尤其在双方智斗的情节上采取了明暗两条线索展开的。明线是孙刘联军与曹操集团的斗智，暗线则是统一战线中的周瑜与诸葛亮的较量。这两条线索交叉发展，主次分明，波澜起伏，斗争艺术对比鲜明，千姿百态，微妙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赤壁之战采用智斗为主，因而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则以慢节奏来展开故事情节。虽然人们的心理上时刻感到大战迫在眉睫，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三国之间的尖锐、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尤其是一个接一个的精彩斗智场面，更为扣人心弦。

文学和史学不同。史以记事为主，而“文学是人学”，它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其任务，这在“赤壁之战”中也有生动的体现。

尽管“赤壁之战”的情节和结构安排都是十分成功的。然则最大的成功还在于人物形象的创造。

在赤壁之战的这场大决战中，由于这场斗争关系到三国的命运和前途，由于要充分表现这场重大而又特殊的战斗，所以魏蜀吴三方的核心人物几乎全都出场了。这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章节所没有的。

描写众多的主要人物当然也不是平分秋色的，实际上作品重点突出的人物主要是曹操、周瑜和诸葛亮。自然，从作品的倾向性来看，用笔墨最多、渲染得最为生动的人物则是孔明和周瑜。

孔明虽不是赤壁之战的直接指挥者，但由于这一战役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战略的决策、统一战线的建立、游说东吴到具体战役的实施，孔明都是直接参与者，甚至是直接导演者，他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角色和关键人物。在整个情节发展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他亲手制订了联吴抗曹的正确路线和决策;他亲自出使东吴游说孙权、周瑜坚定抗曹决心，并为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舌战东吴“群儒”，批判了投降舆论，为抗击曹操坚定了必胜信念;他参与孙刘联军的指挥，料敌如神，协助周瑜，在智斗和力斗上取得了全面辉煌的胜利。所以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活动上，都充分显示了孔明的智慧和才能。其中一些精彩场面和情节，如舌战群儒、智激孙权和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大都为后人搬上了戏剧舞台。

孔明不仅料敌如神，智谋出众，而且气量宽宏，处处以大局为重，他一方面为解决战争的主要矛盾全力以赴地与周瑜合作，共同击败强敌曹操;另一方面则对周瑜妄图加害自己、影响蜀吴团结大局的阴谋，通过不同的场合予以揭露和斗争，从而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赤壁大战的全面胜利。因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在各种斗争中得到比较生动完美的表现。

孙刘联军的直接指挥者、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周瑜，在赤壁大战中也是被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不仅在东吴集团中是坚持抗敌救国的中坚人物，而且受命于曹操压境的危急之秋，为孙权排忧解难，表现了他的赤胆忠心。他又有着高度才智和军事指挥才能。在兵力极大悬殊的情况下，运用斗智与斗力相结合的战术，彻底打垮统帅号称八十三万兵力的曹操，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他在决策前老成持重、调查研究、分析敌情、对比优势;在斗争中藐视强敌、雄姿英发、重视斗争艺术，巧妙地运用“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使敌方连连受挫，最后一举成功。在这些方面，作品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许。然而在蜀吴关系上他又缺乏政治远见，在共同对敌的同时，又不放过“以后为东吴之患”的孔明，多次设计加害孔明，表现了他的不能容物或偏狭的性格特征。这一点同历史人物周瑜是不尽相同的，显然，作者这样处理一方面是为了与孔明形象作对比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是为赤壁之战后吴蜀矛盾的发展设下伏线。这也是合乎小说要求的。

“赤壁之战”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有些人物对话语言相当精采。在“舌战群儒”中，孔明不仅针对发难者诘问语言予以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驳斥，而且还针对不同人物和不同态度的挑战者给予有力的回击。当有人发问孔明自比管仲、乐毅是否有此语，孔明即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又问孔明在出山辅佐刘备后为何反使刘备节节失利?难道这可与管仲、乐毅相比吗? 孔明毫不示弱，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乌能相识者……”当有人以刘备兵败，求救于人还说不惧曹操，不是大言欺人吗?孔明立即针锋相对指出：“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人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这种驳斥有理有据，针对性强，常使对手哑口无言，或满面羞惭，不能对答。这种尖锐而有说服力的对话，俯拾皆是。

此外，通过对话反映人物性格也是很成功的。当周瑜实施黄盖的苦肉计时，曾派阚泽先投书诈降曹操，也有一笔精彩对话：“曹操于几案上反复将书(信)看了十余次，忽然拍案张目大怒曰：‘黄盖用苦肉计，令汝下诈降书，乱中取事，却取来戏侮我耶!’”而这时阚泽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叱问：“吾已识破奸计，汝何故哂笑?”泽曰：“我不笑你，我笑黄公覆(黄盖)不识人耳。”这里简短的对话把曹操的奸诈、阚泽的随机应变表现得入木三分。

除对话外，作者还善于以极其精炼、朴素的白描手法写景状物。如：“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第四十八回)“是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第四十六回)“是时东风大作，波浪汹涌。操在中军遥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万道金蛇，翻波戏浪。”(第四十九回)这些描写，寥寥数语，就把景物描画得逼真有致、朴素精炼、深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