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姜宸英文《奇零草序》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姜宸英文《奇零草序》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余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抄别本以归。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呼! 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虽其掩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客为余言，公在行间，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及九江遁还，渐有掣肘，始邑邑不乐。而其归隐于海南也，自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踯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虽被羁会城，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齐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君子讥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求，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

(据清刻本《湛园未定稿》)

姜宸英(1628—1699)，清文学家。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少工举子业，兼善诗古文辞，与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并目为三布衣。翰林院侍读学士叶方蔼总裁明史，荐之入馆，充纂修官，分撰刑法志。宸英极言明三百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痛切淋漓，足为殷鉴。年七十，始举进士，授编修。后因科场案牵进，死于狱中。生平读书，以经为根本，于注疏务穷精蕴。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诸子之说，靡弗披阅，绩学勤苦，至老犹笃。故其文闳博雅健，有北宋人意，魏禧尝谓侯方域肆而不醇，汪琬醇而不肆，惟宸英在醇肆之间，论者以为实录。诗兀奡滂葩，宗杜甫而参之苏轼，以尽其变。书法钟王，尤入神品。遗著有《湛园集》、《苇间诗集等》。

本文是为明末清初抗清英雄张煌言的诗集《寄零草》作的序。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宁波人。崇祯举人。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陷南京，他与钱肃岳、张名振等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及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年)，偕张名振北伐，入长江，抵燕子矶，江宁(今南京)大震。十三年，与郑成功分兵二路北返，他率军经安徽宁国、歙县北上。旋因郑兵败，深入无援，返回浙东。后见不能成事，乃散兵隐居南田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境)。未几，为清兵所俘，遇害于杭州。这篇序文对《寄零草》的光辉价值予以热烈赞扬，并大胆地肯定了张煌言的英雄业绩。这在清朝初年，是很难得的。

文章开头，简单交代了作序的缘由。张煌言诗集《奇零草》，“余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抄别本以归”。淡淡一笔，写出了珍惜之意。“今失之久矣”，可惜这个抄本仍然未能逃脱禁毁的厄运，只好“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能忆其大概，则足见对张煌言诗作珍爱之深;一个“藏”字又包含有无限宝爱之情。

序的本文是用夹议夹叙手法分三个层次写的。第一层是感慨杂议论。首先极言明朝覆亡之惨痛。“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卷起尘土的大风吹黑了白昼，天地昏暗了，旧山河的一切都乱套了。但可喜的是“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并没有完全熄灭。这里以“沉星殒气”比喻张煌言的诗作，是寓有深意的。作者心目中的张诗，本是灿烂夺目的星星，有浩然博大的正气，而竟遭到统治者的无理禁毁，一时成为隐没的星，殒失的气。可是英雄业绩与他用生命写的诗是长存的，“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于是，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虽其掩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作者还借客之口叙述“公在行间，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希冀“或有流落人间者”，表达了作者的深情和愿望。第二层是记叙抗清英雄张煌言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一件是征旅不顺。“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及九江遁还渐有掣肘，始邑邑不乐。”一件是归隐海南落迦山。“自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椑”，是棺木，英雄虽然兵败，但决无降敌求生之意。“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踯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一件是被羁会城。“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这里写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仰慕，英雄又以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来激励人民。但士大夫阶层中有些人却畏首畏尾，缺少爱国热情，“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这与前面的“争求翰墨”一贬一褒形成鲜明对比。从这里发出一大段议论，序文的第三层就全是议论。作者认为凡是“根于人心”、“征于事业”、“发于文章”的，“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接着历举了四件史实，论证了上述论点。一、“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齐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二、“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君子讥之。”三、“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建祠。”四、“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史实信手拈来，论据充足，无可辩驳。作者还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主张：“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这段议论和主张是说给某些士大夫听的，也是说给史官听的。当然也是说给最高统治者听的。“无讳之朝”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愿望而已。他的这篇序，就是“根于心”“征于事业”的文章，他的“胜国语言，不足避忌”的主张同样是“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的。

文章结尾，作者不以写序为止，“余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悖史之求，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最后以“悲夫”结束全文，与起首的“呜呼”相应。赞叹、悲悼之情溢于言表，又无异是一篇绝好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