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留侯论》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 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据《国学基本丛书》本《苏东坡集·应诏集》)
本文为作者应举时所作,论辩滔滔,“气象峥嵘”,体现了作者早期为文的风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开篇即高屋建瓴,劈空一句领起,引出论题“忍”字。接着先抑一笔:“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从反面申说“勇”与“忍”的关系。然后扬笔正论,“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大勇先能“忍”。这第一段正反作论,强调“忍”字,寥寥几句却波澜迭兴,足见气势不凡。
第二段,开始入事论人。首先点出“怪”字,张良受书圯上老人为奇闻怪事,这当然是世俗的看法。作者则一笔抹倒,怪事不怪,“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首先作者认为“圯上老人”是“隐君子”,是“圣贤”,而非“鬼物”;其次,圯上受书,是圣贤相与警戒。这是破“怪”之说。下面作者忽出神来之笔,曰“且其意不在书”,那么意在何处呢? 下文就立己意了。作者先申秦盛之时一己之勇力不可恃,以“贲、育”作旁证,继而指出“子房不忍”之非智,作者忽出以想当然之词,曰:“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因此,才故意“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正是圯上老人之“意”,而“其事甚怪”,就得到自然而合理的解释。这一段,一抑再抑,蓄势既厚,发论始深,议论滔滔,事理明辨,可以说是本文的关键,也是最精采的部分。
接下来,作者先以史证史,举郑伯、勾践能“忍”而下人,因而复仇活国之事作旁证,很自然地得出“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的结论,呼应前文“此不足为勇也。”作者再一次发揣想之辞:“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作者紧紧抓住“取履”、“穿履”,反复揣度老人之意,挖掘其内涵,“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一般人肯定会“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了,而王孙公子身份的张良却“油然而不怪者”,这正是“大勇”、“豪杰之士”之所为。对这样一个有辱人格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这亦即作者所说的“忍小忿而就大谋”,作者的思想中无疑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
老人之教张良,并非仅仅是“忍”,而是“忍小忿而就大谋”,“忍”是手段,而非目的,“忍”的目的是更好地实行“大谋”。而这种“忍”的策略,在楚汉战争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这里的“忍”,就带有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军事上的含义了,而高祖之能忍正是“子房教之也”。作者为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又举例证之:“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於词色”,正是子房及时制止了高祖的“刚强不忍之气”,才得征韩信之兵以击楚,这时的“忍”就又具有了政治意义。两种意义,前者虚写,后者实写,以虚统实,以实证虚,虚实相生,从整体上论证了前面“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论点。
最后一段,对太史公之“疑”表示不以为然,这看起来是与前文不相干的文字,实际上,正体现了作者的“匹夫之勇”与“大勇”的区别的见解,进一步强调了“忍”与“不忍”的界域,从而析史迁之“疑”,驳世俗之见。以“评语作收”(《古文观止》评),余味无穷。
总之,作者紧紧扣住“忍”字来立论、取材,反复申说,摄取张良一生中圯上受书、博浪击秦、辅佑刘邦等几个典型事例,把史实与传说、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穿插起来,忽而以史证史,忽而引古设譬,或正或反,或实或虚,忽出忽进,忽断忽续,行文矫而不群,变幻无端,“滔滔如长江大河,而浑浩流转,变化曲折之妙,则纯以神行其间。”(见《古文观止》评)正可谓“曲尽文家操纵之妙”(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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