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节录》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诸子散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节录》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晋公子，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外储说左上》，共有六段经文和与之相应的说文。“经文”，是文章的要点。“说文”，是对“经文”的具体论述。全部“经文”和“说文”组合起来，是一篇规模宏大的文章。而每段“经文”和“说文”连接起来，又是一篇内容充实、中心突出的短文。

“楚王问田鸠”，节选自“经一”的“说文”。它以对话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两个寓言故事对问题加以说明，最后联系“辩说文辞”的社会现象加以议论，点出“以文害用”的主题。文章一开头，写楚王向墨家学派田鸠提出了墨翟为什么重实践而轻言辞的问题，田鸠以“秦伯嫁女”和“郑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予以回答，接着又以议论的口气来从故事中所含事理联系到社会现实，以表明那种喧宾夺主、主次颠倒和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作为其结果是事与愿违的。韩非借此批判那些游说之士以其“辩说文辞之言”蛊惑人主，使人主忘其所用，从而提醒君主不要被群臣美妙动听的言语所迷惑，要特别注意其行动和功效。文章主题明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郢书燕说”，节选自“经三”的“说文”。它主要写郢地有个人给燕相国写了一封信，信上误写了“举烛”二字，这两个字和书信的内容没有丝毫关系，可燕相国看信时却对“举烛”二字大加阐释，说它是尚明举贤的意思。他把这一穿凿附会的解释告诉给燕王，燕王就举贤任能，国家得到了大治。故事的结尾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韩非在“经文”中更为明确地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这一方面揭露了当时学者的不良学风，指出他们在研治前人著作时往往主观臆断、望文生义，甚至歪曲原意，闹出许多笑话;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先王的著作和言论也有像郢人写信那样的错误，而后人效法先王更有像燕人看信时那样不懂装懂、望文生义、胡乱解释的坏作风。显然，韩非写这则寓言是对先王之道和一味效法先王的讽刺和批判，体现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思想。

“郑人买履”也选自“经三”的“说文”。这则寓言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买鞋者是个死搬教条、思想僵化的愚人。韩非在“经三”的末尾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这就有力地讽刺了那些不根据国事的需要而去谋求先王之道的人。这些思想僵化、态度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若以其道治国，则国必亡。全文仅仅六十一个字，就把故事叙写得条理清楚，把人物的语言、心理和行动描绘得真切动人，把道理阐述得极为明白而深刻。

这组寓言不仅在当时具有批判儒家和纵横家法先王、辩言辞宣传法治思想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