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姚鼐·读《孙子》》鉴赏

古文观止·姚鼐·读《孙子》

左氏序阖闾事^【1】，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2】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容^【3】有孙武者， 而十三篇非所著， 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4】既立为侯， 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

【注释】

【1】阖闾：吴国国王的名字。《史记》中写作阖庐。

【2】 十三篇： 即 《孙子》一书， 全书共十三篇， 篇名是 《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3】容： 或许。

【4】 田齐三晋： 周安王时， 齐田和始为诸侯。威烈王时， 韩、赵、魏三家分晋， 始为诸侯， 是为三晋。

【赏析】

义理、考据、文章， 三者合一。是姚鼐治学的基本精神， 也是他论文的总纲。他说：“余尝论学问之事， 有三端焉， 曰： 义理也， 考据也，文章也。是三者， 苟善用之， 则皆足以相济; 苟不善用之， 则或至于相害。”(姚鼐 《迷庵文钞序》) 所谓义理， 就是思想内容， 所谓考据， 就是核实材料， 所谓文章， 即是辞章， 是结构、语言方面的内容。强调义理， 考据、文章三者合一为其总原则， 但姚鼐所处的乾、嘉之际， 考据之风大盛， 所以他又特别强调考据的重要， 而且成了很有造诣的学者。在《读<孙子>》 一文中， 他根据《春秋左氏传》、《史记》 中的有关材料， 根据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以及 《孙子》 中用语特点等， 提出了 《孙子》 (即十三篇) 不是孙武所作的看法。但本文不是严格意义的考据之作， 它的长处是“质胜”， 而不在详尽征实的古籍考订。本文应该看成是读书笔记， 属于笔记文学一类。

笔记文学的作者们， 一般并不刻意为文， 只是在其阅读书籍或生活际遇中， 遇有可写的内容， 便随笔写去， 既不着意于形象的刻画和事理的论证， 也不着意于古籍的考订。笔记文学是“质胜”之文。本文也正是这样。文章的核心意义是“吴容有孙武者， 而十三篇非所著， 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这就是作者在研读 《孙子》之后所下的论断。作者何以有此之见?“十三篇”不是孙武所作又是何人所作? 这些问题， 都不是容易说得清的。可是作者是考据学家， 以他对史料的特殊敏感， 举重若轻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复杂问题的看法。

文章开始， 作者就举出了一个矛盾的现象， 即春秋时代的史书《左传》在叙写吴王阖闾的事情的时候没有提到过孙武， 可是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却给他立了传， 说他曾“以十三篇见于阖闾。”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 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 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 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 显名诸侯; 孙子与有力焉。”《史记》的记述明明白白， 为什么《左传》中没有提到孙武呢? 到底吴国有没有孙武这个人? 他写过“十三篇”没有?对此，姚鼐的看法是明确的：“余观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作者认为吴国可能有孙武这个人，但“十三篇”不是孙武写的，而是战国时代的托名之作。这也是《左传》中何以没有记载孙武的原因所在。当然，姚鼐没有认为《史记》中关于孙武的传记的内容是正确的。

说“十三篇”不是孙武所著，是战国时代的赝撰嫁名之作，作者提出了三点根据：第一是从战争的规模上看。“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而《孙子》中写的战争规模远不止于此。在《用间篇》中说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 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出战的军队，一方就有十万，征战的距离达千里之遥，牵连而及的人竟达“七十万家”。这样的战争规模，确实远远超出了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况，而此种规模的战争，为战国时期更大规模的兼并所常有。第二是从《孙子》中对国君的称谓上，作者看出了问题。文章说，战国时代“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孙子》中确实有多处称国君为“主”的。如“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又如“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始计篇》)。这种称国君为“主”的现象，作者认为是孙武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所没有的。第三是从《孙子》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发现了不是春秋时代的情况。说“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之言也”，认为其中有许多说法，表现了对士卒，对人民的不人道思想。姚鼐认为，以上三点都不是春秋时代的情况，而具有战国时代的特征。至此，文章就把“十三篇非(孙子)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孙武焉尔”的见解，落到了实处。

当然，本文是一篇笔记，作者只是对所读之书提出一点看法。笔记文学的性质，决定了本文不足以最后地解决学术上的问题。比如，既然吴国可能有孙武这个人，为什么《左传》没有提到他?又“十三篇”是战国时什么人托名而作的?本文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曾经分析说，《左传》中之所以没有记载孙武，是因为把孙武的功绩都归之于子胥了。说“十三篇”有可能是秦人的托名之作等等。本文没有探讨这些问题，甚至对议论的中心问题也采取了不离不即的态度，在文章最后说：“然自是以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这是由本文的性质决定的。作者在这篇笔记文学中，只是写自己的一点感觉，一点认识，至于进行更充分的考据和论证，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