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①,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②,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③,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④,曰: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⑤,曰: “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⑥,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⑦,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⑧,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⑨。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⑩,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11)。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12)。”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静者:道家指清静守虚、不为外物干扰的人。②础:基础,即柱子下面的石墩。③理势: 中国哲学术语。理,法则;势,发展变化的趋势。④山巨源、王衍: 西晋大臣,均好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王衍曾任宰相,但不理国事,后为古勒所杀。⑤郭汾阳: 即郭子仪,唐大将。卢杞:唐德宗时任宰相,陷害忠良,搜刮百姓,后被贬职。《旧唐书·卢杞传》记载,郭子仪病,卢杞来看他,他让姬妾都回避,独自等候。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回答说:卢杞貌丑,姬妾见了,会发笑。这人心地险恶,以后得志,会斩杀我全家。⑥忮 (zhi):忌恨,嫉妒。⑦惠帝: 即司马衷(259—306)。在位期间,由其妻贾后专权,酿成“八王之乱”。相传306年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⑧德宗: 即李适(kuo) (742—805),唐代皇帝。在位期间力图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又猜忌有功大臣,而信任卢杞等人,故无成效。⑨容: 或许。⑩彘(zhi):猪。囚首丧面:头发不梳如囚犯,脸面不洗如居丧。(11)慝 (te):邪恶。(12)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孙子兵法·形篇》: “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注: “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古代论战功,以斩首多少来评定。孙子以为,善用兵者往往退事于未临,故从表面上看没有显著的战功。
【译文】 事情有必然发展至此的原因,情理有必定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那些达到清静守虚境界的人,才能从细微中预知显著后果。月亮有晕,就要起风; 石基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人所共知的现象。人事的变迁,“理” 与 “势”相互因循,虽疏远难知,变化莫测,但怎能比得上天地阴阳这种自然现象呢,可能贤能的人有时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好恶乱了他的内心,利害干扰了他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看到了王衍,说: “贻误天下百姓的,一定会是这个人。” 郭子仪看到了卢杞,说: “此人得志,我的子孙没有活得下来的。” 从现在说来,其中的道理本是有预见的。据我的观察看,王衍的为人,容貌言语,本可用以欺世盗名,而且他不忌恨人不过分贪,随波逐流。假如晋朝没有惠帝这样的昏君,反遇中等才能的皇帝,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凭什么能搞乱天下呢? 卢杞的奸险,诚然可以败国,但他不学无文,容貌不能打动人,言语不能迷惑当世,倘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会重用他呢? 由此说来,山、郭二人预料的那两个人,或许有未必然的吧。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 (暗指王安石),嘴上念诵孔子、老子的话,亲自实践着伯夷、叔齐那样的行为,网罗那些好名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私立名望,以为颜渊、孟轲在世; 而他阴险狠毒,与众不同,另有用心。这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个人,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完啊! 脸脏不忘擦,衣脏不忘洗,这是最起码的人性。而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奴仆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囚犯似地一头乱发,居丧一样的污脸,却谈论《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情吗? 大凡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特别奸诈,坚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啊。以盖世之名,来图谋他还未暴露的祸害,即使有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爱惜贤才的宰相,也会提拔重用他的。那样,他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不仅仅是王、卢二人能比得了的。
孙子说: “善于用兵的,并无显赫成功。” 假使此人不被重用,那我的话就说错了,而此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慨叹,也没有谁知道他会危害国家的了。如若不是这样,天下将遭受其祸,而我获得 “知言” 之名,那就可悲了!
【鉴赏】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本文是否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文章先抬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 “风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立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的行为 “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上一篇:《古文观止·左传·蹇叔哭师》鉴赏
下一篇:《古文观止·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