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鉴赏

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1】。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 下兵三川^【2】， 塞辕、缑氏之口 ^【3】， 当屯留之道^【4】， 魏绝南阳， 楚临南郑， 秦攻新城、宜阳 ^【5】， 以临二周之郊 ^【6】， 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7】。周自知不救， 九鼎宝器必出 ^【8】。据九鼎， 按图籍， 挟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听， 此王业也。今夫蜀， 西僻之国， 而戎狄之长也。敝名劳众 ^【9】， 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 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争焉， 顾争于戎狄， 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 欲富国者， 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 务富其民; 欲王者， 务博其德。三资者备， 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 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 西僻之国也， 而戎狄之长也， 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 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10】，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11】，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12】。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13】。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 以因乎齐、赵^【14】，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听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15】。”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 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16】，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

【1】司马错：秦人。张仪：战国时魏国人，人秦任宰相，封武信君。著名纵横家，

【2】三川：指河南宜阳，因境内有黄河、洛、伊三条河流而得名。

【3】轘辕：山名，在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缑氏：古地名，河南偃师东南，因山得名，

【4】屯留;古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县。

【5】新城：在河南襄城县。

【6】二周：指战国时东周和西周，周王室的两个小诸侯国。

【7】侵楚、魏之地：与上文“亲魏善楚”不合，疑是流传过程中误抄入的。

【8】九鼎：传说禹收天下金，“铸九鼎，象九州”，成为传国之宝。

【9】敝名：一本作“敝兵”。

【10】缮：补、治。

【11】四海：应为“西海”。

【12】危：应作“危矣”。

【13】与国：盟国。

【14】因：利用。

【15】完：万全的意思。

【16】 属： 归属， 归附。



【赏析】

《司马错论伐蜀》选自 《战国策·秦策一》。这篇文章记述了秦惠王时， 两个重要的谋士张仪与司马错，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时的主攻方向问题， 展开争论。张仪力主伐韩， 而司马错则极力主张伐蜀。当时司马错着眼于当时的实际形势， 考虑到利害冲突， 从事情的难易出发， 主张伐蜀。在论说过程中， 他步步进逼， 最终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说服了秦惠王， 使其出岳伐蜀， 大功告成。本文在写张仪与司马错争论时， 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策士风度。

文章开始点出“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这是全篇总纲。既而将两谋士对主攻方向不同的见解分别提出， 并说明了争论的焦点所在， 两位著名谋士各持一端， 引出秦惠王的垂询，“请闻其说”， 下文即就此将争论展开。

接着文章先叙述张仪申诉其主张伐韩的理由， 这段很能表现他作为著名纵横家的特点。张仪对伐韩与伐蜀进行权衡， 阐明自己所持的观点， 他先从亲魏善楚的连横策略开始进行分析， 设想“下兵三川， 塞轘辕、缑氏之口， 当屯留之道”， 魏就会“绝南阳”， 楚就会“临南郑”， 秦即可攻韩国的新城宜阳， 以致直接危胁二周。并分析此时周王只好将天子九鼎宝器献出， 秦可唾手而得。如此韩破周灭， 大功即可告成。那么“据九鼎， 按图籍”君临天下， 成就王业亦在情理当中。由此看来张仪所论伐韩确似功大利近。接着张仪又从反面论说伐蜀之弊， 认为蜀国地处偏僻之所，为戎狄之长， 远不及二周影响之大， 故此伐蜀于名于利皆似未得， 却敝兵劳众，利害相较， 看似不足取。通过上面对比分析， 张仪又以俗语为证“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 总结道“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劝王争之，指出如伐蜀， 那么“去王业远矣”。张仪这段话正反对比， 力陈伐韩伐蜀之利弊所在， 貌似头头是道， 理在个中， 其发宏论举重若轻， 确似能迷惑人， 充分表现了他的辩才。

面对张仪这样的论辩对手， 对司马错来说确是严峻的考验， 然而司马错却似乎并不在意， 从容不迫， 抓住对方务虚不务实， 急功近利， 致使其看不清形势的弱点， 从秦国实际出发， 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 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阐明了伐蜀之利。文章先写司马错对张仪之说不以为然，开始对事理作清醒的分析， 从称王称霸的条件要求上， 提出欲称王就要地广、民富、德厚三资具备。从大道理上先压张仪一头， 然后指出就秦地小民贪的实际， 制定方针要选择易于成功的来做， 这就为秦将主攻何方， 确定了大前提。接着细致地分析了伐蜀的有利条件， 言蜀较偏僻， 且内乱，为功伐提供口实，以秦的实力攻蜀，如狼逐羊群，绰绰有余，既可广国，富民，同时也不劳伤兵力，这里既批驳了张仪称伐蜀敝兵劳众之说，反而阐明了伐蜀之实利。而后文章进一层阐述伐蜀不但得到以上实利，而且灭蜀后还可以得到诸侯的宽容，且不担恶名，是“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的一石三鸟的好事。司马错在说明伐蜀之利后，针对张仪伐韩之谋进行批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章先指出攻韩，必担恶名，“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是危险的举动。接着司马错具体分析了周韩魏楚的关系，阐明伐韩劫周必会陷入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头争中去，既得不到实利，可能还会失败，这里司马错针对张仪推论中的虚设假想，而实实在在地分析诸侯之间的关系，推论可能出现不利于秦的情况，指出了伐韩的弊端，比较伐韩伐蜀，避难就易，得出“不如伐蜀之完也”的结论，彻底地驳倒了强劲的论敌张仪，从而说服了秦惠王。

最后文章以惠王从司马错伐蜀之论，出兵伐蜀，大获全胜作结。这段补叙是从事实上说明了司马错论伐蜀的正确，也是以事实为张仪司马错二人的争论下的结论，这样从章法上照应了开篇，使篇章结构更为完整严谨。

这篇文章通过张仪和司马错两人的争论，生动地表现了两人不同的风貌，突出了两人不同的个性。在文章中张仪的论辩风格显现无遗，他的谈论重气势重辞采，夸夸其谈，务虚不务实，但高谈阔论，很有诱惑力。而司马错性格沉着冷静，看问题注重实际，分析问题清昕透辟，虽没有一般游说之士那种耸人听闻的华美辞藻，却能切中论敌的要害，表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目光深远的政治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