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袁宗道·极乐寺①纪游》鉴赏

古文观止·明文·袁宗道·极乐寺①纪游

高梁桥^②水，从西山^③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④。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⑤。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杨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馀。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⑥。殿前剔牙松^⑦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⑧诸公游此。予弟中郎^⑨云： “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⑩，作六桥^⑪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⑫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⑬而别。

〔注〕① 极乐寺： 在北京阜成门外，高梁桥西三里，明成化中建。② 高梁桥： 高梁河上的一座桥，在北京西直门外。③ 西山： 在北京西郊，属太行山支脉，一名小清凉山，林麓苍莽，溪涧错镂，风景秀丽。④ “道此”句： 道，用作动词，意为经过。此，指高梁桥。玉河：源出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三十里而至此桥下，环流紫禁城，入大通河。⑤ 罗纹纸： 质地轻软、带有椒眼状花纹的纸。⑥ 张盖： 张开的车盖。古时为车上遮阳御雨之具，《史记·商君传》有“劳不坐乘，暑不张盖”的话。⑦ 剔牙松： 一种针叶松，其叶如牙签，故名。⑧ 黄思立： 即黄大节，字斯立，一作思立，号无净，信丰(今属江西)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时任太常寺博士。⑨ 中郎： 袁宗道的二弟袁宏道，字中郎。⑩ 进贤冠： 古时儒者所戴的一种表示身分的缁布冠，元以后废。这里说挂进贤冠，表示弃官退隐。⑪ 六桥： 在杭州西湖苏堤上，称“跨虹六桥”，风景优美，当地有民谣说： “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枝杨柳一枝桃。”⑫ 情障： 情感郁结在心头而不能消，谓之情障。这里犹言“心愿”。⑬ 分韵各赋一诗： 作诗规定韵字，各人分拈，依字为韵。袁宗道有《暮春邹生邀黄思立诸公游高梁桥即事》诗，袁宏道有《暮春同黄无净、曹季和、黄昭质、家伯修游高梁桥》诗，皆即此日分韵之作。

这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袁宗道当时正在京中做官，公余辄游于山水刹寺间。据他三弟袁中道(小修)说： “(宗道)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内外精蓝无不到，远至上方、小西天之属，皆穷其胜。”(《石浦先生传》)原来宗道在思想上受李卓吾影响颇大，主要是在禅学方面，他研习心性之说，不满于当时的腐朽政治，要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从而获得心性的解放。这就是他耽嗜山水，喜游名刹的原因所在。

这篇游记，记述了宗道游极乐寺时的所见所感，以描绘景物见长。全文不过二百十四字，写景文字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他的写景是与叙述游览过程相结合的，足迹所至，目力所及，辄相伴以景。如文章开头就是“高梁桥水”，可见作者已站在这座桥上了，由桥及水，在交代其来龙去脉之后，便用“白练千匹”三句着力描绘眼前的微风吹拂下的流水。然后由流水而堤岸，于是出现了堤上诸景，如绿荫垂条等;再放眼望去，便是岸北的佛庐道院，和对面的远树、水田，目力所及，乃至状如螺髻的西山。作者的眼睛如同一架摄像机，把镜头由近而远，随时捕捉那些能使他心领神会的景物。因此，笔下的景物次第出现，显示了一种流动性、变幻性，在流动中变幻，在变幻中流动，使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作者用了一百字的篇幅描绘了在高梁桥上所见之景，然后才写到极乐寺。从“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几句看，作者至此才把他的立足点由高梁桥移向极乐寺。如果使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来看这篇短文的话，这应是第二个层次了。于是，作者的摄像机又移动起来，一路绿荫而至极乐寺。极乐寺是作者这次游览的目的地，文章题目就叫《极乐寺纪游》。但作者真正写极乐寺的文字只有二十五个，而且全部用在写“剔牙松”上，说到寺本身的，只露了一个“殿”字，而且是作为点明“剔牙松”的方位处所而出现的，其实是为了写松而不是写殿，其他则不着一字。如照写作的常规来说，作者用笔的轻重好像有些失调;其实，这正是作者力求创新、不落俗套、不袭陈言的一种表现。在这篇极短的文字中，作者所写诸景，无一相同，即使同样写树，写树荫，有的是“垂线长丈馀”，有的则是“若张盖”;既然写了“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有了寺院形象的描绘，写到极乐寺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种建筑物的景象了，倒是剔牙松是极乐寺的特点，为他处所未见(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记载极乐寺也只是提到寺门前的两棵垂柳和院内的四株老柏，其他亦未着一字)，写出了这个特点，为全文生色，也就够了。况且，作者是把寺内寺外诸景当作一个互有关联的有机整体来表现的，即作者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一寺，而是包括了与寺有关的环境背景。因而，《极乐寺纪游》所记的，就不仅仅局限于极乐寺了。袁宗道的弟弟袁中郎说： “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显然，他也是从这个风景区的总体着眼的，不然的话，仅仅就一个寺来说，就不会以“钱塘苏堤”作比了。

然而，袁中郎所提到的钱塘苏堤，却引起了袁宗道对这“西湖胜境”的神往。所以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了几句感情深沉的话： “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作者对封建官场的鄙弃，对山水的痴情，对大自然的企慕，对个人心性解脱的追求，种种感情，都轻轻地概括在这几句话里了。所以，这篇文章并不只是“纪游”，而是有其深沉的思想情愫。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为什么那样醉心于高梁桥上的诸般景色了。是的，他用了最好的语言，最纯的感情去写景。写水，便是“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洁白，轻柔，而又不乏壮丽;写堤，则是“两波相夹”，绿杨古树，“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馀”，静洁，安谧，幽雅，真有超然世外，一尘不染的情韵;写远树则用“高下攒簇”，写更远的西山便用“螺髻”形容，都像用淡墨水粉浸染的图画，绰约朦胧，是远观山林所得的印象;而在这山水远近之间，嵌上一片佛庐道院的“朱门绀殿”，顿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彩妍丽起来。我们应该知道，这里的景物，是写实。高梁桥一带景物本来就是迷人的。清代励宗万《京城古迹考》说这里“夹岸垂柳，绀宇亭台，酒旗掩映，小池广亩，荫爽交匝”。当然，作为文章，对景物的剪裁，赋予景物的感情，也必然受着作者的审美情趣、审美感受的制约。的确，这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胜境”，虽然不及钱塘苏堤。能从龌龊的官场讨得浮生半日清闲，置身于这种胜境之中，作者该是怎样的一番心境，这应是可想而知的。正是作者的这种心境，赋予了这篇散文清新、温雅的风格特征，确如明人姚士麟所说： “情情新来，笔笔新赴”，“提人新情，换人新眼”(《白苏斋类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