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苏轼·范增论》鉴赏

古文观止·苏轼·范增论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1】。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2】。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3】!”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4】。

苏子曰^【5】：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 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6】?”《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7】。”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8】。

陈涉之得民也， 以项燕、扶苏^【9】。项氏之兴也， 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 增为谋主矣; 义帝之存亡， 岂独为楚之盛衰， 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 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 是弑义帝之兆也; 其弑义帝， 则疑增之本也， 岂必待陈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 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 天下之贤主也： 独遣沛公入关， 不遣项羽; 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 而擢以为上将; 不贤而能如是乎? 羽既矫杀卿子冠军^【10】， 义帝必不能堪; 非羽弑帝， 则帝杀羽，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 诸侯以此服从; 中道而弑之， 非增之意也; 夫岂独非其意， 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 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 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11】， 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 力能诛羽则诛之， 不能则去之， 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增年已七十， 合则留， 不合则去; 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12】， 而欲依羽以成功名， 陋矣!

虽然， 增， 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项羽不亡。呜呼， 增亦人杰也哉!



【注释】

【1】 间疏： 离间。

【2】 稍： 渐渐。

【3】 愿赐骸骨： 辞官引退的谦词。

【4】 疽： 恶疮。

【5】 苏子： 苏轼自称。

【6】 几： 事物发生变化前的细微症候。

【7】 诗见《诗经·小雅·弁》。比喻凡事皆有预兆。

【8】 卿子冠军： 宋义。公元前206年， 怀王命宋义率军救巨鹿。宋军至安阳 (今山东曹县东南)， 逗留不进， 项羽杀宋义， 夺得军权。

【9】 项燕： 楚国名将， 死于秦将王翦之手。扶苏： 秦始皇长子， 后为秦二世、赵高逼死。

【10】矫杀：假借义帝的命令杀死(宋义)。

【11】比肩：平起平坐。

【12】去就之分：离去或依附的道理。



【赏析】

一部《史记》，从黄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写得最好的，是秦汉之际这段历史，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因此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轼对这一段历史似乎也很感兴趣，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评论，也以秦汉之际的人物为多。《范增论》就是其中的一篇。

苏轼的历史人物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见解、文章均可取者，这是第一种。见解值得商榷，文章技法可学者，这是第二种。《范增论》即属于后者。

苏轼的历史人物论，力避四平八稳的评价，总是抓住一个问题，曲折反复，议论风生。这篇《范增论》就是抓住范增的去就问题，大作文章。文章一开始，从《史记·项羽本纪》中摘出有关范增离开项羽的几句叙述，作为议论的材料。历来的观点，都认为范增的离去很可惜，将这件事视为项羽不能用人的一个例证。可是，喜欢翻空出奇、好作翻案文章的苏轼却不从人才学的角度看问题，他看到的是去就问题。所以，转入正文、转为议论以后，劈头就是一句：“增之去，善矣!”而且说“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这显然是和传统的看法唱反调的，这使文章一开始就显得气势突兀。可是，开头突兀的气势使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写，如果作者的才力驾驭不住，便会变成虎头蛇尾。我们且看苏轼如何往下写。作者抓住“独恨其不早”这句话，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范增应于鸿门宴后离去的观点，提出范增的离去，应在项羽杀卿子将军宋义之时。这是“独恨其不早”的注释，也是下文要展开深入议论的中心题目。

作者首先从陈涉说起，说陈涉的得人心，是因为假托了楚将项燕与秦太子扶苏的名义。由陈涉而谈到项氏的兴起，是因为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从今天的目光去看，苏轼的说法夸大了政治策略的作用。陈涉、项氏的兴起，是因为人民痛恨暴秦的统治，利用项燕、扶苏与义帝的政治号召力，不是反秦义军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当然，陈涉利用了项燕、扶苏的名义，项氏利用了义帝的名义，对于争取六国旧贵族及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有作用的。作者这样说，不是没根据的。从项氏的兴起，又谈到项氏的衰落，都和义帝联系起来：“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这样就把义帝的问题突出来了。苏轼这篇文章的“新”主要就在这里。从历史上看，义帝始终只是项氏手中的一张牌。是项氏摆布的一个傀儡。当项羽认为这个傀儡不但没有利用价值、反而妨碍他的行动自由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傀儡一脚踢开了。可是， 生活在宋代的苏轼却不这么看。他把名分关系看得很重， 把义帝的地位抬得很高， 所谓“义帝之存亡， 岂独为楚之盛衰。”封建社会进入宋代以后， 忠君观念明显增强， 苏轼生活在那个时代， 也不能例外。他从这点出发， 自然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 义帝的存亡不但关系到项羽事业的成败， 而且关系到范增的生死祸福， 因为当初立义帝就是范增的主意。而杀卿子冠军宋义就是杀义帝的先兆。这样， 就把义帝， 宋义、范增三人紧紧绑在一起。杀宋义， 就是杀义帝的前奏， 杀义帝， 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原因。所以， 这就论证了项羽早就不信任范增， 范增早就应该离开项羽的观点。论证的本身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 推论的前提却值得商榷。因为范增主张立义帝， 并非出于君臣观念。他与项羽一样， 把义帝作为可供利用的一张牌。只要看他鸿门宴上的表现， 即可明白。他是一点也不迂腐的。满脑子是权术与利害的打算。苏轼把他设想为一个一本正经讲名分的人， 是一种书生之见。考虑苏轼写作此文时尚年轻， 当然又可以理解了。至此， 作者从义帝、宋义、范增的关系入手， 已经论证了范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的观点。

紧接着， 作者又赞扬义帝的明智， 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义帝“独遣沛公入关”，“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 而擢以为上将”， 可见他英明预见，知人善任。而项羽的杀宋义， 表明了项羽与义帝无法和平共处的形势。这一点苏轼是说对了的。宋义由义帝一手提拔， 地位在项羽之上， 本有牵制、抑制项羽的深意。项羽杀宋义， 等于对义帝提出了警告。可是， 苏轼将宋义， 义帝与范增绑到一起就不无勉强了。最后， 苏轼又为范增设想其他的选择， 所谓“力能诛羽则诛之， 不能则去之”， 结果“欲依羽以成功名”， 太糊涂了。回观上文， 作者从实到虚， 充分论证了范增“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去的观点。虽然， 观点本身有待商榷， 但文章的这种写法对后人有启迪作用。抓住一个中心问题， 曲折反复， 有实有虚， 进行议论。文章写活了， 没有一点板滞的气息。

最后， 作者又肯定了范增是个人杰。虽然他清醒太晚， 不能及早离开项羽， 可是， 他仍然了不起。他毕竟是刘邦害怕的人物， 范增不去， 项羽不至于败亡。文章这样往回一收， 造成了跌荡的气势， 避免了新见解容易造成的偏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