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苏轼·超然台记》鉴赏

古文观止·苏轼·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1】， 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 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2】， 而去取之择交乎前， 则可乐者常少， 而可悲者常多， 是所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 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3】。彼游于物之内^【4】， 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 自其内而观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 则我常眩乱反覆， 如隙中之观斗^【5】， 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 而忧乐出焉， 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6】， 释舟楫之安^【7】， 而服车马之劳^【8】; 去雕墙之美^【9】， 而蔽采椽之居^【10】;背湖山之观^【11】， 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 岁比不登^【12】， 盗贼满野， 狱讼充斥; 而斋厨索然， 日食杞菊^【13】，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14】， 而貌加丰，发之白者， 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15】，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 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16】，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17】，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18】，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19】，犹有存者。北俯潍水^【20】，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21】，而吊其不终^【22】。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 取池鱼， 酿秫酒， 瀹脱粟而食之^【23】， 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 余弟子由适在济南^【24】， 闻而赋之^【25】，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1】铺(bu)：吃。糟：酒糟。啜(chuo)：喝。醨(li)：薄酒。

【2】战乎中：在心中反复。

【3】盖：掩盖，蒙蔽。

【4】游：这里指心思的移动留滞。

【5】隙中观斗：从一道缝隙中看别人打架。

【6】钱塘：古县名，这里指杭州。胶西：亦古县名。在今山东省胶西县西。这里指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

【7】释：舍弃。

【8】服：从事于，这里有“经受”之意。

【9】雕墙：装饰着华美图画的墙壁。

【10】采椽之居：以采伐来的未经加工的木料作为屋椽的简陋住所。

【11】背：背离，告别。观：值得观赏的景色。

【12】比：连续地。登：(谷物)登场。“不登”指收成不好。

【13】 杞菊： 枸 (gou) 杞、菊花， 其苗叶花实可食用。

【14】 期 (ji) 年： 一整年。

【15】 安丘： 县名， 在今山东省潍坊市东南。高密： 县名， 在今山东省诸城县东北。

【16】 马耳： 山名， 位于诸城县南五里。常山： 山名， 位于诸城县南二十里。

【17】 卢山： 位于诸城县南三十里， 本名故山， 因卢敖而更名。

【18】 穆陵： 关名， 故址在今山东临朐 (qu) 县东南大岘山上。

【19】 师尚父： 吕尚， 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官太师， 也称师尚父。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齐桓公： 春秋时齐国君， 姜姓， 名小白， 任用管仲进行改革， 国力强盛， 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 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20】 潍水： 河名， 流经诸城县。

【21】 淮阴： 指淮阴侯韩信。

【22】 吊其不终： 痛惜韩信不得善终。韩信被吕后谋害于长乐宫钟室。

【23】 瀹 (yue)： 以汤 (热水) 煮物。脱粟： 去了壳的小米。

【24】 济南： 府名， 今山东省济南市。

【25】 闻而赋之： 苏辙听到这些情况就写了一篇赋， 名为 《超然台赋》。



【赏析】

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 (1075) 苏轼知密州时。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 朝廷内部政争十分激烈， 苏轼虽然也赞成改革， 但关于改革方式的具体想法与王安石相径庭， 他多次上书陈述己见， 却得不到神宗的采纳， 于是便要求调离京师做地方官。从京城到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虽为远避政争旋涡的明智之举， 对于怀抱“致君尧舜”之志的苏轼来说， 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文章第一、二自然段为纯粹的哲理议论。首先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可以观赏的价值， 因而都具备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因素， 由此推出“安往而不乐”的论点。接着进一步阐述“安往而不乐”的根据。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而所能满足人们欲望的事物却有穷尽的时候， 知足常乐的关键在于从一切事物中体会美好和有利的方面， 而不应反复地将各种事物作“优”、“劣”之比较， 在各种事物中作“取”、“舍”之选择。此外， 一切事物都应当被看作人的身外之物， 人应当居于“物外”来体会事物， 而不应陷于“物内”而蒙蔽了自我。亦即“寓意于物”而非“留意于物”。苏轼 《宝绘堂记》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 虽微物足以为乐， 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者，主体在人，“万物齐一”，没有大小优劣之别，皆可为人所用，快乐和幸福便常驻于心。留意于物者，则主体为物，情随物移，心为物拘，身为物役，烦恼和忧愁便纷至沓来。

文章的第三段为叙事，叙述作者初到密州的生活，引出修整旧台，偕友游览的乐趣和感想，以亲身经历证实“安往而不乐”之可行。苏轼初到密州正逢大旱之后，螟蝗成灾，身为知府竟以草卉为食，与京城舒适优雅的生活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他的身体却变得健壮年轻，心灵也感到宁静愉悦。虽没有华丽的亭榭楼阁，但一座旧台，稍事修葺，便成为使人留连忘返的野游“胜地”，登临其上，放眼四方，亦生发出无限怀古之情。然而，作者无疑是以今人之心境缅怀古人之事迹，追崇古人煊赫的功业，显然含有“奋厉有当世志”却不得施展之憾，痛叹古代功臣的悲惨结局，显然也含有对现实政治险恶之不满。

文章末段以苏辙为旧台命名“超然台”点题，亦昭明“超然之论”的文章主旨。

综观全文可以看出，作者在思想上吸收了老庄之道，以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修身养心，以期达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的精神境界，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颇有顿悟，可称之为天所往而不乐的“超然”之人。然而，细细体味亦可发现作者的“超然”并不是“彻底”的，换言之是与老庄哲学不尽相同的。他的“超然”，主要是指超然于个人的物欲之外，归真返朴，浮云富贵;超然于无谓的政治倾轧之外，对个人的进退出处不以为意。而对民间疾苦、国家命运这类“物”，他并不能超然其外，释然于心。事实上在密州任内，作者关怀民瘼救灾、减税，时有政绩，并且还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见《江城子·密州出猎》)。他基本上是推崇信奉儒学的，而从儒道的某些相通之处(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等)吸取了道家的一些积极因素，用以在政治失意之时保持精神健康，开朗乐观，养精蓄锐，以俟报国之来日。

苏轼的亭台题记多以议论为主，叙事为辅，此篇尤为典型，题名记台，实为借台立超然论，明处世之道，抒个人襟抱。全篇直接写台仅三句话，极为简明，而剖析超然之理，描述超然之人物形象，则不惜笔墨，驰骋挥洒。故最后以命名“超然台”点题，仅一句话，便收到总括全篇、画龙点睛之奇效。正如沈德潜所云：“通篇含超然意，末路点题，亦是一法。”(《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23)就“文气”来看，此文有起伏变化、纵收自如之妙。开篇陡然抛出抽象的哲论，气势恢宏，继而从宏观转入微观，由理入事，由事及景，气势渐趋低缓，同时却潜在地层递蓄积，使“文气”、更加充沛， 及到“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 盖游于物之外也”一句结论煞尾，气势又突兀高昂， 旋即全然收住， 毫无泄散， 使全文达到一气贯通、浑然饱满的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