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柳宗元·驳复仇议》鉴赏

古文观止·柳宗元·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邦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①。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②。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 “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 “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③。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④。旌其可诛，兹谓僭^⑤，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⑥，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⑦，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⑧，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⑨，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⑩，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¹¹⁾。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¹²⁾，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 “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¹³⁾。而曰 “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¹⁴⁾。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 “调人⁽¹⁵⁾，掌司万人之仇。”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 “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 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 曰：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¹⁶⁾。”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 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¹⁷⁾。谨议。

【注释】 ①伏： 古时下对上的谦词。天后： 即武则天(624—705)，唐高宗的皇后，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史称“武周”，在位十五年。同州： 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下邽 (gui)： 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手刃父仇： 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 (yun)杀死后，徐元庆改了姓名到驿站附近帮工。后赵师韫升任御史，外出时住在驿站里，徐元庆刺杀了他。束身归罪： 自己捆绑起自己投案认罪。②陈子昂： 诗人，武后时任右拾遗。旌： 表彰。闾 (lu)： 里巷的大门，借指乡里。令： 法令。国典： 国家的法律制度。③礼： 古时社会规范有道德规范的泛称。大本： 根本。贼虐： 杀人的残暴事情。为治者：做官的人。④黩(du) 刑： 滥用刑法。⑤僭 (jian)： 过分。⑥趋义者： 追求正义的人。违害者： 躲避祸患的人。⑦刺： 考察。谳 (yan)： 审判定罪。⑧戴天： 和仇人共同在天底下。语出 《礼记》： “父之仇，不与共戴天。” 冲 (chong)： 向。刺进的意思。介然：坚定的样子。⑨执事者： 负责的官员。⑩愆 (qian)： 违反。(11)戕 (qiang)：杀害。悖骜(beiao)： 逆乱傲慢。凌上： 犯上。(12)邦典： 国法。(13)大戮： 死刑。(14)暴寡： 欺压孤寡。胁弱： 胁迫弱者。(15)《周礼》： 也叫 《周官》，儒家经典之一。调人： 古代官名。(16)推刃：往来相杀。不除害： 不能根除自身的祸害。(17)从事： 办理。

【译文】 我看到在则天皇后执政时，有一个同州下邽县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奭被县尉赵师韫杀死，最后他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起来投案认罪。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掉他，但在他的家乡给予表彰，并且请求把这种处理办法编进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私自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是用来防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做儿子的替父报仇杀了不该当作仇人的人，都应当处死而不能赦免”; 刑法的根本，也是用来防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做官的杀了不该杀的人，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它们运用的方式却不同。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并存。处死可用来作表彰的，这叫做乱杀，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可以处死的，这叫做奖赏过分，破坏礼制太厉害了。果真把这种做法向天下人明示，传到后代，那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正确的方向，躲避祸患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用这个作为法典可以吗?

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要深究事理来决定其赏罚，根据情况来确定褒贬，不过是把礼和法结合在一起罢了。假使能考察、审明案情的真伪，研究、确定它的是非，追究它的根源，进而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作用，便清楚地区别开来了。为什么呢?假若徐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法律规定的罪刑里，赵师韫杀死他，只是由于他私人的怨仇，发泄他做官的蛮横气势，对无罪的人施以残害，州牧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官员也不去过问，上下蒙蔽包庇，对鸣冤叫屈不过问。然而徐元庆能把与父亲的仇人共同活在世上作为极大的耻辱，把枕着兵器睡觉，随时准备复仇当作符合礼法的事，处心积虑，用刀刺进仇敌的胸膛，很坚定地克制着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是遵守礼制，实行正义的行为。负有责任的官员应该有所惭愧，去向他道歉怕还来不及，可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呢?或者徐元庆的父亲，真的犯了罪不能赦免，赵师韫处死他不违反法令，这就不是死于官员的私怨了，而是死于法令上。难道可以仇恨法令吗?仇恨国家法令、杀害执法的官员，这是逆乱、傲慢，犯上的行为。应当抓起来处死他，用来整肃国法，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还议论说： “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亲，为了爱亲人就互相仇杀，这种混乱谁来纠正呢?”这种对礼的糊涂观念实在是太严重了。礼所说的报仇，原来是指冤屈很深、悲痛难忍而大声呼叫又没有地方申诉的人，不是指以身抵罪、犯了法，而判处死刑的人。他却说“他杀死了我的父母亲，我就要杀死他”，不问是非曲直，只是欺压孤寡胁迫弱者罢了。这种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说： “调人，是掌管调解众人的仇怨的。”“凡是杀人而符合礼义的，就规定了不要报仇，要是报仇杀人就处死刑。”“有人再反过来杀死人，全国的人就共同把他当做仇人。” 又哪里会因为爱亲人而互相仇杀呢? 《春秋公羊传》说： “父亲不应当被处死而被处死，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应当处死而被处死，儿子去报仇，这是往来相杀的办法，这样的报仇是不能根除相互仇杀的祸害的。”现在假若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和徐元庆的相互杀人，那就符合礼制了。再说不忘记父仇，这就是孝道; 不吝惜死，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超越礼的范围，遵守孝道和死于义，他必定是一个通晓事理、懂得道义的人。通晓事理、懂得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可是议事的官员反而认为要杀他，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种意见不能把它作为法典，是很清楚的。

请把我的意见发下去，附在法令的后面。凡是有断这类案件的，不应再按以前的意见办理。谨发表以上意见。

【鉴赏】 本文是柳宗元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所作的奏议。陈子昂认为，徐元庆杀人当处死刑，但报杀父之仇是孝，符合礼义。所以既要判处死刑，又应该表彰。柳宗元认为礼和法虽然作用不同，但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对复仇案例要作具体的分析，是非曲直清楚了，再作出正确的处理。他指出了不能既表彰又处死刑，肯定了徐元庆的合理行动，驳斥了陈子昂的错误意见。

文章论驳透辟，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