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张惠言·周维城传》鉴赏

古文观止·张惠言·周维城传

嘉庆元年， 余游富阳， 知县恽侯请余修县志。未及属稿^【1】， 而恽侯奉调^【2】。余去富阳。富阳高傅占， 君子人也， 为余言周维城事甚具^【3】， 故为之传， 以遗后世之修志者。

周丰， 字维城， 其先绍兴人， 徙杭州， 世为贾^【4】， 有赀^【5】， 父曰重章。火灾荡其家， 流寓富阳。重章富家子， 骤贫， 抑郁无聊， 益跅弛^【6】， 不问生产， 遂大困， 寻死富阳。

丰为儿时， 当天寒， 父中夜自外归， 又无所得食，辄引父足怀中以卧。十余岁，父既卒，学贾。晨有老人过肆^【7】，与之语，奇之，立许字以女。女李氏也。丰事母起坐行步，尝先得其所欲，饮食必亲视，然后进。事虽剧，必时时至母所，视问辄去。去少倾，即又至，母不觉其烦。李氏女又能顺之。母脱有不当意^【8】，或端坐不语，丰大惧，皇皇然若无所容^【9】，绕膝盘旋，呼阿母不已，声悲慕如婴儿。视母颜色怡，乃大喜， 又久之， 然后退。其子孙逮见者^【10】，言其寝将寐，必呼阿母;将寤又如之，殆不自觉也^【11】。

丰年四十二，时未有子，病几死。过吴山^【12】，有相者睨之良久^【13】，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14】，公殆有隐德， 当有子， 富寿康宁， 自今始矣!”丰贾致富，有子三人， 孙六人。子沅、濂，孙恺、恒，皆补学官弟子^【15】。丰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

丰于乡里能行其德^【16】，有长者行^【17】。尝有与同贾者归，丰既资之。已而，或检其装，有丰肆中物，以告丰。丰急令如故藏，诫勿言。其来待之如初。高傅占言曰：“富阳人多称丰能施与好义。”然丰尝曰：“吾愧吴翁、焦翁。”吴翁者，徽州人，贾于富阳，每岁尽，夜怀金走里苍，见家贫，嘿置其户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宁人，挟三百金之富阳贾。时江水暴发，焦急呼渔者，拯一人者，与一金。凡数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饮食之。俟水息，赀遣之归。三百金立罄^【18】。二人者，今以问富阳人，不能知也。

丰又尝言：“吾生平感妇翁知我。”呜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注释】

【1】 属 (shu)： 缀辑也。

【2】 恽侯： 即恽敬， 为作者好友，“阳湖派”古文的开创者之一， 时任富阳知县。又， 旧称知县为邑侯， 所以作者尊称之为恽侯。

【3】 具： 详细。

【4】 贾 (gu)： 做买卖。

【5】 赀 (zhi)： 同“资”。

【6】 跅(tuo) 驰： 放荡， 无拘束。

【7】 肆： 作坊， 店铺。

【8】脱： 连词， 倘若、如果。

【9】 皇皇： 又作惶惶， 心中不安的样子。

【10】 逮 (dai) 见： 看见。逮： 及， 达到之意。

【11】 殆： 副词， 大概， 恐怕。

【12】吴山： 即今杭州南的吴山， 山上有城隍庙，故又名城隍山。

【13】 睨： 斜视。

【14】 文： 通“纹”。

【15】 学官弟子： 即生员也。

【16】 行： 做， 行为。德： 恩惠， 恩德。

【17】 行： 品行， 风范。

【18】 罄 (qing)： 尽， 用尽。



【赏析】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 传记体散文一般可分为三类： 一是史书上的传记， 称为史传， 主人公多为王侯将相， 可溯源到汉代司马迁的 《史记》;二是传记体传奇小说; 三是史传之外， 文人学者所写的散篇传记， 最早始于汉代刘向的 《新序》， 《列女传》等。唐代的古文运动推动了散篇传记的发展， 如柳宗元的 《童区寄传》就属此类。散篇传记描写一些下层平民百姓的事迹， 在对他们进行热情歌颂的同时， 也寄寓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自己的政治思想， 形式自由、洒脱。张惠言的这篇《周维城传》就是最后一类形式的传记。全文主要通过对周维城在家的孝道和在外的德行的描写， 赞扬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 表达了作者市井之中不乏高士的思想。

一般人物传记， 都从姓氏籍贯写起， 好像也成了一种传记模式。且不论这种写作方法有何独到的优点， 但模式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僵化。千篇一式， 千人一面， 是与文章风格多样化的需求背道而驰的。作者有意打破这种模式， 先从交待写传缘由写起， 确也别具一格。

那么，作者之意何在呢?仔细分析一下原文，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侧面歌颂富阳知县恽敬。

恽敬，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与作者一同开创了“阳湖派”，是作者的好友，为官耿直廉洁，不随俗俯仰，时任富阳知县。古人为地方官树碑立传，往往不正面直言其在任时的清政廉绩。否则便有溜须拍马之嫌。且正面歌颂也流于庸俗，于是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通过对另外一些历史事实如该地方官治下的民情风俗道德的记叙，来进行侧面歌颂。作者写周维城传大概也是这层含义。恽敬治富阳县时，市井之中居然出了个周维城这样的高士，无论如何也会使恽敬脸面生辉了。

另一个含义是为全文的真实性奠定基础。周是富阳人，而作者只不过是旅游到富阳，两人素昧平生，从未谋面，作者怎么会对周的事了解得那么详细?为了消除这个疑问，作者就十分有必要作一番特别交待了：所传人物事迹是富阳人高傅占告诉他的。

可是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接踵而至：既然是高傅占告诉作者这个故事，那么，谁又敢肯定这个故事不是高本人杜撰的呢?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实有周维城其人，谁又能保证高傅占在转述时没有加进虚构幻想的成份呢?看来还是不可信。有没有办法弥补一下呢?

有的。作者在写到高傅占时说“富阳高傅占，君子人也。”这“君子人。”三个字的补充，似是无意之笔，却偏偏是作者匠心所凝。古人是很崇尚“君子”的，以为君子学行笃直，可堪信赖。既然高傅占是“君子”，那么他的话自然是靠得住的。写文章最要从细处着眼，切不可马马虎虎。一般也许会认为这篇散文不是为高立传，是否君子无关紧要，殊不知，少了这三个字，整篇传记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传记贵在真实，作者深谙此道，不仅文章开头就定下了真实的基调，而且，纵观全文，这种真实感一直弥漫渗透于字里行间及层次结构的安排中。例如作者先借交待周的家世叙述其沦落富阳时的困顿，接着再描写周的孝行：先写“丰贾致富”，后述其“施与好义”，就显得真实可信。非贫岂见其孝?非富何以施与?一环紧扣一环，读者再无怀疑余地。

第二段开始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也是传记最难的地方。从人生旅途漫漫，如大江大河，时而险滩急流，暗礁丛生，时而风平浪静，似涓涓细流，时而是欢声笑语，时而涕泪纵横，即使择其比较大的事件来细细描述，也可洋洋洒洒几万言，显然不是短短的一篇传记所能涵盖得了的。更何况周是商人，生活面较之一般人更为广阔，经历也更为复杂，因而也更难作全面的描写。作者必须抓住其最富特征、最典型的行为、性格等来描写，才能以有限的文字最大限度地刻画出人物。在这篇传记里，作者抓住了周的两个特征：在家里对父母的孝道和在外面对凡人的行善好施，作为刻画人物的突破口。

为了突出周的孝， 作者记述了几个生活细节： 一是天寒地冻的深夜，父亲外归， 就把父亲的脚抱在怀里睡觉， 以自己的体温温暖了父亲的双脚， 同时也给抑郁寡欢的父亲以心灵的抚慰; 二是日常生活中对母亲的态度。时时想着母亲， 处处想着母亲， 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叫一声母亲， 睡醒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叫一声母亲。一个“大惧”， 一个“大喜”， 活脱脱地刻画出周与母亲同喜同悲的孝行： 母亲高兴， 他比母亲更高兴; 母亲愁闷，他比母亲更愁闷。总之， 作者笔下所之， 恣肆纵横， 极尽描述之能事， 虽未对周的孝道置一词之评论， 然其孝行已历历在目了。

对“丰于乡里能行其德”也是由一件细节揭示的： 发现同伴偷了他的财物不仅不追究， 反而“急令如故藏， 诫勿言， 其来待之如初”， 君子待人以德， 或曰以德报怨， 周大概就是这种人了。作者举这个事例， 还有更广泛的暗示： 对待小人尚且如此宽容， 对待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者如此剪裁谋篇确实有独到之处： 一是艺术上的个性化。周维城祖先世代经商， 本人又十几岁即开始经商， 因而商贾无疑在他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 若选择商贾活动作为传记重点，则不仅很难从纷乱的事例中选择出有代表意义的事件， 而且也易使人物流于类型化、程式化。作者另辟蹊径， 从“孝”与“德”着手， 就使人物个性鲜明起来， 真正成为周维城的而非一般商人的传记。个性就是人物的形象性、生动性、是传记的生命所在。二是突出周的高尚品德。我国古代是十分尊崇“孝”的，“忠孝礼义廉耻”，“孝”居第二。为臣须“忠”， 为子须孝、不忠不孝， 大逆不道。“孝”也是儒家文化传统对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之一， 是儒家道德伦理大厦的基石。孝子则是要树碑立传， 受万人敬仰的。作者写了周的孝， 无形中就使周的形象完美起来。三是为周洗刷恶名。“无奸不商， 无奸不富”是古人对商人的一般看法， 作者偏偏在这一点上与世俗唱反调， 借富阳人之口称赞周“能施与好义”， 就愈在对比中看出周善良的德行操守。可见作者在选题进行加工提炼上， 真是费尽了心机。

从行文开始， 作者交待了写作的缘起、周丰的家世、德行、生活简历， 似乎文章该结束了。但作者偏不这样， 借周维城之口引出吴翁焦翁两位高士的故事。这是史家作传时的附传体写法， 即在行将传完一个人物时， 附带传记另外一些与前面所传之人相关的人物， 或起相反相成的作用， 或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目的在于烘托所传人物， 使其形象更鲜明、丰满。这里是起后一种作用， 无论是吴翁的岁末散财济人， 还是焦翁的破金救命， 目的都是为了映衬周的“施与好义”之德。更进一步说， 吴翁焦翁的行为就是周的行为， 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妙就妙在借周之口说出， 行文更觉自然， 而周的虚已从善的品质也一并写了出来。

最后是作者自己的感叹：啊呀，市井里巷之中确也有不少品德高尚之士啊!由于有了前面的描写，这里的感叹才显得真诚，发自内心，决非伪饰。“呜呼”两字，既表明了作者对周维城的敬仰之情，又为社会冷落了许多像周维城一样的高士而抗议，还为我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而惊叹!

全文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许多回味和思考。作者所选事例不多，但用得精，寓意深;结构安排精巧，疏密有致，详略相间;行文流畅，转折处顺乎自然，犹见功底深厚，遣词造句贴切传神，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传记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