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清文·顾炎武·复庵记
旧中涓范君养民①,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
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②伴读。
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太华之山,悬崖之巅,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③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
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注〕① 旧:指明朝。中涓:内侍太监,主持宫中清洁扫除。② 东宫:太子所居之宫,这里指太子。③ 雷首之山:雷首山,在山西永济县南。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绵亘数百里。随地而异名,有中条山、历山、首阳山等称。
复庵是明朝遗民范养民在华山西峰左面的住处。范养民在自己房子的门楣上大书“复庵”二字,正是他匡复故明之心不死的见证。顾炎武之记复庵,希望后来人“无忘范君之志”,正是这个“复”字引起了他的共鸣,表明自己不失为一个与范氏心曲相通的知音。所以《复庵记》与其说是记复庵,倒不如说是为了颂扬复庵主人的爱国精神。
关于《复庵记》的结构,一般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写范养民创建复庵的始末,第二、三段写复庵环境并抒发忠于明室的思想感情。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法。但我们在玩绎全文以后认为,如果把本篇分为一纲四目,即纲与目两大部分共五个自然段再加一结尾,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全文的思想脉络。
一纲是指从开篇至“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在这总纲中,先点题;题目既是“复庵记”,便要记复庵的结庐时间、地点及其创建者范养民。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中,人物是作者记叙的中心,因而先交代了范养民的官职为明朝的内侍太监。又说他于崇祯十七年,即明亡的1644年,从京师北京徒步入华山当了道士。何以故?没有立刻交代,却埋下了伏笔。过了“数年”,方始在华山的“西峰之左”盖了房子,取名叫“复庵”。至于为什么要经过“数年”之久方始结庐,偌大一个华山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西峰之左”这样一个地点,又为什么要起名为“复庵”,这些都藏而不露,给读者留下了悬念。接着又说:“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从侧面写人们对范君的仰慕。仰慕之人既“贤”且多(“环山之人”),足见范君之不凡,从而自然带出总纲的末一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这一句承上启下,是纲与目的纽带,既与篇首写人的笔墨相呼应,并总括了第一段,同时又引起下文进一步写出范养民的经历及其思想感情。
“纲举目张”。以下四段便围绕总纲次第展开。
第二段承总纲的“旧中涓范君养民”一句而来,采用回叙的方法,介绍范养民原为太子伴读,读过许多书,尤其爱好洋溢着爱国思想的楚辞,既可从中看出其学识之广博,又可悟出其忠君报国思想之渊源所自。
第三段承总纲的第二句“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而来,使总纲中埋下的这一伏笔得到显现; 同时又在上一段揭示范养民忠君报国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剥进一层,写出他忠君报国的具体行动。范养民知道李自成将挟持东宫二王向西败走,便弃家赶到关中,希望有朝一日仍能尽到自己作为中涓的职守,但因二王下落不明,便出家当了道士。
第四段承总纲的第三句“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而来。太华为华山的主峰。作者用三个“有”字和两个“不”字领起的两组排比句,分别写出了范养民及其复庵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是优美的(“有松可荫”),可以自给自足(“有地可蔬,有泉可汲”);政治环境既可“不税于官”,摆脱清廷的剥削,又可“不隶于宫观之籍”,不像一般寺庙那样要入于地方官吏的簿籍受到管束。行文至此,“复庵记”之“庵”字已经豁然在目,而“复”字之意虽已略露端倪,但尚未和盘托出。
第五段承总纲最后一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而来,是“复庵记”的重心所在。从行文看,前面数段都是作者客观的叙述,作者似置身于庵外;而此段劈头一句“余尝一宿其庵”,作者已入复庵之中,向读者娓娓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令人更觉亲切可信。“开户而望”是全段之眼,在富于动感的这四个字的统领下,三个富于寓意的境界在望中由近及远地逐一展现:首先见到的是大河之东的雷首之山。它那“苍然突兀”的高大形象令人神思飞越。商朝末年的臣子伯夷、叔齐为了表明自己忠于故商的气节,不食周粟,宁可在山中采薇充饥以致饿死。如今似乎还能望见他们活在山中,彼此正谦让着作揖相见。作者指出,这确实是“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从雷首之山再向东望去,仿佛见到在汾水拐弯处的出没于云烟之外的绵上之山,当年介子推帮助晋公子重耳复国,回国后被遗忘,未受封赏,隐居在这山中。作者指出,效法介子推,这是“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范养民有复明灭清之志,这一点可以追踪介子推,但可叹者,不能像介子推那样功成而隐。最后,从绵上之山再向东望去,则是太行山与碣石山之间的明代故都所在,明王朝当年的宫殿、明代皇帝陵寝都在那里。然而,“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对于有着亡国之痛的臣子说来,故都的宫阙山陵比之于雷首之山与绵上之山,关系更为密切;爱而不见,作者与范君自不免要“相与泫然”了。
这一段所写的三个层次都以“望”字统领,但其内涵有所不同:第一层,雷首之山是可以望见的,写伯夷、叔齐是范君所仰慕和师法的;第二层,绵上之山,如将见之,显然望不见,写介子推之志,范君虽有而无法实现;第三层,宫阙山陵,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象征着范君(并作者)复明之志虽存,但希望却更为渺茫。行文至此,“复庵记”的“复”字像电影中的大特写镜头一样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读者恍然大悟,历数年之久,方始选定在华山的“西峰之左”创建的“东向以迎日出”的“复庵”,原来是如此深寓着范君思念故国、复明灭清的良苦用心的。
作为一纲四目的总结的,是篇末的这几句话:“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点明《复庵记》的写作意图是要激励后来者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顾炎武曾以“苍龙”、“老树”自喻:“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次韵》),表明自己爱国之心至死不渝。但是,反清斗争的失败,加之他渐趋年迈,因而只好把复明灭清的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写下了这篇《复庵记》以激励后世之人的爱国感情。结尾这几句话使“复庵记”的“复”字含义更深一层,从自身推向后辈,从眼前推向将来,使全文在句绝处荡开一个又一个涟漪。
在艺术上,《复庵记》充分体现了顾炎武散文纯朴浑厚的风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与历史典实结合,于微尘中转大法轮,于尺幅之中展现千里之势。历来的“记”,大多就事论事,多作实录之笔而少有寓意,如记述居处的方位就只是记述方位而已。但此文不同,写复庵,先说其地理位置在华山“西峰之左”,之后又重申“东向以迎日出”。接着,紧承“东向”而来,先写大河之东的首阳山,次写“自是而东”的绵上之山,再写“又自是而东”的太行、碣石之间的宫阙山陵。作者通过复庵的东向,由地理位置引出历史典实,把读者的视线聚集到伯夷、叔齐、介子推及明代的宫阙山陵上,从而使读者的空间想像与时间想像融成一片。作者的爱国激情像是触媒剂一样,将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熔铸成了一个艺术整体。因此,一个向东的小小的复庵,竟然能载着读者飞越空间与时间的长河,升腾到爱国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二,记叙、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是《复庵记》在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复庵记》属于记事体,但是,如果没有抒情与议论,很难设想会如此牵动读者的情感。如果说,前四段主要是叙事,那么第五段则主要是抒情与议论;前四段是实写,第五段则主要是虚写;如果把前四段比喻为全篇的形体,那么第五段就是灵魂。第五段借助一个“望”字得以窥见范养民内心深处的隐秘,同时作者又把自己的亡国之痛与复明之志顺势带出。一个“望”字把空间联想与历史联想结合起来,使几个时代不同的历史典实与甚至望不见的空间熔铸在一个画面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读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可见,作者思念故国之情达到了何等感人的地步,终于推到“相与泫然”的最高点。“相与泫然”,作者与范养民的感情已经完全交融在一起,真可谓高山流水有知音了。读到这里,读者也不能不被其亡国之痛所深深打动。
从顾炎武的文学观点看,他力主文须有益于天下,诗须以言志为本,诗文的宗旨在于起衰救颓,而非哗世取宠。明末清初,士大夫改仕清朝,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对此深恶痛绝,曾提出“行己有耻”的口号,斥士大夫的无耻为“国耻”。由此,不难理解顾炎武为什么要作《复庵记》以极力称颂范养民的志节。顾炎武力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不少有志之士。但是也应该看到顾炎武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是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杂然相陈的。《复庵记》的主导思想倾向尽管值得珍惜,但其中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则是应该加以扬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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