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日喻
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1),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2):“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3)。他日闻钟(4),以为日也。或告之曰: “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6)。他日揣籥(6),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7),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8),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9),岂有既乎(10)?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11),或莫之见而意之(12),皆求道之过也(13)。然则道卒不可求欤(14)?苏子曰: 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15):“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16)。”子夏曰(17):“百工居肆(18),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19),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20),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21)?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22)。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23)。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24),士杂学而不志于道(25);今也以经术取士(26),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27),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28),作《日喻》以告之。
〔注释〕(1)眇(miao): 本指视力微弱或一目失明,这里指双目失明。(2)或: 有的。(3)扣: 敲。(4)他日:后来有一天。(5)扪:抚摸。(6)揣: 摸。籥(yue): 古代的管乐器名。(7)达: 通晓。(8)巧譬: 巧妙的比喻。善导: 好的开导。(9)相: 这里作动词用,象。(10)既: 完。(11)即: 就。名: 解释。(12)意: 推测。(13)过: 弊病。(14)卒:终于。(15)孙武: 春秋时齐国军事家。(16)致: 招致。(17)子夏: 孔子弟子,春秋时卫国人。(18)百工: 各行各业的人。(19)莫之求: “莫求之” 的倒装。(20)没: 潜水。《庄子·达生》郭象注: “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21)苟然:指不经练习而会潜水。(22)水之道: 水性。(23)溺: 淹死。(24)以声律取士: 指唐代和宋代前期以诗赋取士。(25)杂学: 古代称经史以外的学问为杂学。(26)经术: 指儒家经典著作。(27)渤海: 唐渤海郡,治所在今山东省阳信县。(28)求举于礼部: 应进士科考试,此事由礼部主持。
〔鉴赏〕苏轼作品好议论,甚至“以议论为诗” ,多半是事实。宋人好发议论,有其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化多次进行改革,也多次引起反改革的逆流,文人学士离不开这个现实环境,都要对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说服驳倒对方,这是时势使然,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正确中肯的议论为什么要反对? “以议论为诗”也应具体分析。苏轼就有这样两首名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两诗都可说是“以议论为诗”的,但又都成了名诗,这就是因为此中既有发人深省的哲理,又有耐人寻味的诗意。前一首至少体现出事物的成就,必须主客观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都不可缺少。后一首又非常通俗地说明了固执一隅之见,是永远也不能看到全局的,只有尽量高瞻远瞩,才能看得完整,弄清真相。诗意中含蕴着哲理,理在“趣” 中,议论不碍有趣,故这两首诗又被称为富有“理趣”的名诗。可以说,在这两首诗里,已把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的苏轼的卓越才能一道表现出来了。
《 日喻》同样体现出苏轼作品的特点和力量。
这篇散文通体都在发议论,但写得如此具体,摆了许多事实,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作者只在必要的时候才画龙点睛似地点一下: “道可致而不可求”。通篇反复譬说的,都是这一点。
“道” ,苏轼有时又称之为“理” ,指什么呢?是指事物固有的发展规律。他认为事物都有其“必然之理”。例如水: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 (《滟滪堆赋》)事物既都有其“必然之理”,人们办事就必须循着它,掌握它,然后才可能驾驭它,否则就行不通。他说: “循万物之理” ,即可“无往而不自得” (《苏氏自传》九)。常言道:“顺理成章”。顺理即循理。循理而行,办事可得成功。
了解事物的道理既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到事物的这种道理?这篇《日喻》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既巧妙有趣,也很中肯。
不知事物的道理,而愿意“求” ,当然是好事。但如方法不对,主观愿望虽好,客观效果仍会没有收获。
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想知道太阳究竟是怎样的,虽辗转询问于人,似乎懂得了不少,实际错误得很。为什么? “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 。“求之人”是需要的,自己未尝亲眼目睹而只是求助于人,当然不行。
“未尝见而求之人”不行,“莫之见而意之” 也不行。因为没有见过,凭主观猜想胡说一气,好象头头是道,其实都站不住脚,同样不行。
然则只要亲眼看到过,一定就知“道” 了?亦不然。苏轼把“即其所见而名之” 也作为“求道之过也” 的一端。“见多” 才能“识广” ,有比较才能提高识别力。有所见,比未尝见当然好些,但每个人的所见不仅有许多局限,而且如果缺乏仔细研究,实践验证,只凭眼前看到的一点马上就对所写事物作出结论,片面之见是靠不住的。
一见不行,少见亦不行,可是对有些事物,即使多见仍难解决问题。老站在岸上看别人游,总不自己下水去练一番,虽然见得多,还是懂不到水性,会不了游泳。
一定有人会这样问: 难道别人告诉你的一定不可信? 间接传授的知识一定非真理? 当然不一定。“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 ,而“北方之勇者”如果冒冒失失地“以其言试之河” ,那就要“未有不溺者” 了。指导学泳的书上讲的可能都很对,没人所传授的经验可能也都对,但都对的知识不是马上能够真懂,真会运用,必须有个实践的过程才得真正领会、掌握水性和潜水规律。在可能与必要的情况下,总以不满足于间接传授而力求从实践中学习真知为最好。苏轼是料想到有人会这样问的,实际上他也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反对的是那种“不学而务求道” 的人,一味要求道,可并不认真、老实学习。“务求道”,也就是不学而强求道。他认为能学而不学,一味空谈,是求不到道的。他所说的学,主要指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 ,话虽未曾这么说,实际上他在这篇文章里反复表明的,即是这种道理。“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的就是实践之功。经过实践,水到渠成,规律性的知识自然就会得到,即所谓“莫之求而自至” ,他当然不是要连“求”的愿望,“求”的努力都加以否定,不过说,不学而强求,是无益的罢了。
苏轼是赞同子夏所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的。因此,他既反对“知求道而不务学” 的人,也反对“杂学而不志于道”的人。不学固然不能致其道,所学芜杂,漫无目标,也仍得不到道。他以为“以声律取士”和“以经术取士” 的办法都有流弊,或因学习目标不明,或因求道方法不对,使许多读书人都得不到切合实际的规律性知识。
要学,但又不要“杂学” 。怎样的学才不算“杂学”?看他举的例子: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成为一名潜水能手,其间有一个长期专注地在实践中学习和循序渐进,不断精进的过程。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子夏另一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工匠们只有经常住在作坊里连续不断地劳动,才能学成一套制作的真本领,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朝秦暮楚,什么都想学一点,但什么都未认真钻进去,以致毫无成就,这就是“杂学”和它的弊病。
苏轼如此强调实践之功,确具卓识。他为什么能有这种卓识?除了他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我看同他能从劳动人民的活动中吸取养料,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成就也有关系。这篇文章里讲到的“百工”和“没人” ,《书戴嵩画牛》里讲到比画家有识的牧童,以及该文末尾所谓“古语有云: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不可改也” ,等等,都表明他并不抹煞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最丰富,在这一问题上对苏轼的启发是很多的。
文章虽在发议论,却写得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全文不断用鲜明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经举证,意义便很突出。既反复设譬,又在必要时画龙点睛从不同角度阐明主旨,边谈边议边结,自然而又严谨,确是一篇文学价值很高的议论文。
此文成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月,其时王安石当政,实行新法,作者四十三岁,任徐州知州。苏轼对新法有不同意见,改以经术取士,即王安石的主张,这篇文章中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的政治见解总的说比较保守,但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此文强调求道必须有实践之功,立论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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