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1】,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2】, 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3】, 而不得施于世者, 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4】,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5】,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6】,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7】。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8】。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9】,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10】, 困于州县, 凡十余年。年今五十【11】,犹从辟书【12】,为人之佐【13】。郁其所蓄【14】,不得奋见于事业【15】。其家宛陵【16】,幼习于诗, 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17】。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18】。其为文章,简古纯粹【19】,不求苟说于世【20】,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 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 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21】:“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22】。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 作为雅颂, 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23】,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 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 【24】, 而患不能尽得之,遽【25】喜谢氏之能类次也【26】, 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 圣俞以疾卒于京师, 余既哭而铭之【27】, 因索于其家, 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 掇其尤者【28】, 六百七十七篇, 为一十五卷。呜呼! 吾于圣俞诗, 论之详矣, 故不复云。庐陵欧阳修序。
【注释】
【1】 达: 显达, 在仕途上顺利得志。穷: 困顿, 在仕途上困窘不得志。
【2】 盖: 副词, 表不肯定。
【3】 蕴其所有: 指怀抱理想和才干。蕴: 蓄藏。
【4】 放: 放任、纵情。
【5】 兴于怨刺: 兴起怨恨、讽刺的念头。怨刺: 怨恨、讽刺。
【6】 道: 表达出。羁臣: 即“羁旅之臣”, 指旅居在外或被贬谪的官员。
【7】 工: 精美。
【8】 殆: 大概、怨怕。穷: 使……穷。
【9】 荫: 指因前辈功勋而得官; 补: 指官员有缺额, 选人授职。
【10】 辄: 总是。抑: 压抑。有司: 官吏。
【11】 今: 通“近”。
【12】 辟 (bi) 书: 召聘文书。
【13】 佐: 辅佐, 指郡县的副职。
【14】 郁: 压抑, 使不得舒发。
【15】 奋见 (xian): 发挥、表现出来。
【16】 宛陵: 今安徽省宣城县。
【17】 长老: 年老的人, 长辈。
【18】 六经: 指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19】 简古: 指文风简洁古朴。
【20】 苟: 苟且。说:“悦”的通假。
【21】 王文康公: 王曙, 字晦叔, 号文康, 河南人, 宋仁宗时任宰相。
【22】果:终于,到底。荐:奉献。
【23】清庙:祖庙。
【24】嗜:喜欢。
【25】遽(ju):骤然,顿时。
【26】类次:分类、编排。
【27】铭之:给他写了墓志铭。
【28】掇(duo):采取,选择。尤:优异。
【赏析】
本篇作于嘉祐六年(1061)。此时欧阳修由枢密使转户部侍郎参政知事。官运亨通,志得意满。梅圣俞名尧臣,字圣俞,北宋诗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诗清新质朴,与苏舜钦齐名,陆游在《书宛陵集后》中称梅为唐代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一位作家,盛赞其诗“突过元和作”。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更将梅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圣俞是欧阳修的好友。二人在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浮靡文风的斗争中结下深厚友谊,成为莫逆之交。梅圣俞的诗歌理论及创作,曾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梅圣俞一生困顿,得不到世人重视,死于嘉祐五年。一年后,欧阳修为了表达对亡友的怀念,将他的诗编撰成《梅圣俞诗集》,并为之写了这篇序文。文中欧阳修高度评价梅圣俞的诗歌成就,并对其得不到世人器重,久处困境的际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文章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对宋代及以后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诗序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 一脉相承的, 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 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 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 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 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 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 还未成年, 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 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 博取时好, 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 不知梅文。这里, 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 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 只要谈到诗, 都要向梅圣俞请教, 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 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 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 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 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 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 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 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 也不注意收集, 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 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 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 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 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 圣俞病死在京城, 作者前去凭吊, 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 得到一千多篇遗稿, 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 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 编成十五卷。这就是 《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 欧阳修在其 《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 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 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 毋庸赘述, 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诗序体散文主要是有关作者的介绍和诗文的评论性文章。除此之外,作者还常常借作序阐述一定的道理, 说明自己的观点、主张。本文中, 作者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便是作者对创作与生活关系的十分精辟的见解, 是他对我国诗歌理论创作的一大贡献。整篇文章便是围绕着“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 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欧阳修与梅圣俞是志趣相同的挚友,又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在提倡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崑派”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受梅圣俞影响很深。因此在梅圣俞病死后,欧阳修要为他的诗编集子。并写诗序纪念他。这使他这篇文章低昂顿挫,一往情深,极富感情色彩。文中充溢着作者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生活遭遇的深切同情,对他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境遇无限惋惜。
欧文向以明白晓畅著称。本文亦是如此。通篇语言质朴无华,明白流畅,舒缓自然,于纡徐、平淡之中饱含激昂的气势与浓重的感情,十分耐人寻味。因此何焯称此文是欧阳文忠公的“得意之作”(《义门读书记》)。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为梅圣俞的怀才不遇鸣不平的时候,感叹由于无人推荐,诗人得不到朝廷重用,不能“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迫商周鲁颂之作者”,并把此作为最大的遗憾。这明显反映出作者世界观中的某种局限性。实际上,如果真的叫诗人去作一名宫廷诗人,专为封建王朝写歌功颂德的诗篇,那才真是扼杀了诗人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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