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隋唐五代文·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 “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①,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②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③,其培欲平④,其土欲故⑤,其筑欲密⑥。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⑦,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 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⑧,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⑨,可乎?”驼曰: “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⑩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 ‘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⑪,早织而缕⑫,字⑬而幼孩,遂⑭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⑮。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⑯,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 “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注〕① 为观游: 为了观赏游览。② 寿: 活得长久。孳: 生长得快。③ 本: 树根。舒: 舒展。④ 培: 培土。平: 平整。⑤ 故: 指原来的旧土。⑥ 筑: 捣土。密: 密实。⑦ 其莳也若子: 移栽时像对子女一样精心照顾。⑧ 太恩: 爱得过分。⑨ 移之官理: 移用来为官治民。“理”本当作“治”,唐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下“理”字同。⑩ 长(zhǎng 掌)人: “长”字作动词用。“人”本当作“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长人即为人民的官长。⑪ 缫(sāo 骚): 煮茧抽丝。绪: 丝头。而: 通“尔”,下三句“而”字同。⑫ 织而缕: 缕,线。此谓用线织布。⑬ 字: 养育。⑭ 遂: 成长。⑮ “鸣鼓”二句: 击鼓聚集百姓,敲木梆召集众人。⑯ 小人: 小民。辍飧饔(sūn yōng孙雍): 中止晚餐和早餐。意思说自己顾不上吃饭。劳: 慰劳。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却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效果却适得其反,照样使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文共六个自然段,每两个自然段又可合为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要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三、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类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同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 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对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节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它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 “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 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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