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徐渭·自为墓志铭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①,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②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生九岁,已能为干禄文字,旷弃者十馀年,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故今齿垂四十五矣,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③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一旦为少保胡公④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馀书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若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以资葬,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
渭尝曰: 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寇》若《黄帝素问》诸编⑤,倘假以岁月,更用绎䌷,当尽斥诸注者缪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将以比岁昏子妇,遂以母养付之,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已矣。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长。生正德辛巳⑥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讳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为嘉靖庚子⑦,始籍于学。试于乡,蹶。赘于潘,妇翁簿也,地属广阳江。随之客岭外者二年。归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讼失其死业。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学。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罢。又四年而死,为嘉靖乙丑⑧某月日。男子二: 潘出,曰枚;继出,曰杜,才四岁。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不书。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铭曰:
杼全婴⑨,疾完亮⑩,可以无死,死伤谅⑪。兢系固⑫,允收邕⑬,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⑭,既髡而刺迟怜融⑮。孔微服⑯,箕佯狂⑰。三复《蒸民》,愧彼“既明”⑱。
〔注〕① 长沙公: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山阴人,曾任长沙府,为王阳明门人。王氏宗: 指王阳明学说。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哲学家、教育家。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② 不浼袒裼: 《孟子·公孙丑上》: “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浼(měi 每), 污染、玷污。袒裼(xī 锡), 赤身露体。此句意谓虽别人在旁边赤身露体,也不以为意,不怕会被玷污。③ 食于二十人中: 徐渭被录取为山阴县学生员,山阴县学有廪膳生员二十人。④ 少保胡公: 即胡宗宪,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因抗击倭寇有功,被加右都御史衔,后得罪下狱死。⑤ 《首楞严》: 佛经名,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省称《楞严经》。《庄周》: 即《庄子》。《列御寇》: 即《列子》。《黄帝素问》: 古医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名《黄帝内经素问》。书内记黄帝与岐伯相问答,故以《素问》为名。⑥ 正德辛巳: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⑦ 嘉靖庚子: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⑧ 嘉靖乙丑: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⑨ 杼全婴: 杼,崔杼,战国时齐臣。婴,晏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崔杼弑其君,晏子启门而入,枕尸股而哭,崔杼释而不杀,后晏子与崔杼盟。这里是说崔杼成全了晏婴的志节。⑩ 疾完亮: 亮,指晋庾亮。《晋书·庾亮传》: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⑪ 谅: 诚直,忠信。⑫ 兢系固: 兢,种兢。固,班固(公元32—92),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班固传》: “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推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窦氏指窦宪。⑬ 允收邕: 允,王允;邕,蔡邕,均后汉人。《后汉书·蔡邕传》: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⑭ 渭:未详,疑即作者自称。⑮ 既髡而刺迟怜融:融,马融,东汉人。《后汉书·马融传》:“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⑯ 孔微服:孔,孔子。《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微服,为隐蔽身分而更换平民衣服,使人不识。⑰ 箕佯狂:箕,箕子,殷纣王的伯叔父,或云纣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⑱ 《蒸民》:即《诗·大雅·烝民》。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作诗送行。诗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谓仲山甫既明白事理,又有智慧,以保全他的一身。徐渭再三诵此诗句,自愧不能做到。
尽管离真正的死亡还很远(徐渭撰墓志铭后三十二年方去世),但徐渭却早已嗅到死亡的气息,痛感着死亡的逼迫,而不得不像哈姆莱特一样思考人生的最大问题了: “生存还是死亡?”当徐渭以赴死的决心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在死亡面前交待自己的一生时,思考的重心却更是“生何凭”、死何据。他没有写“忏悔录”,更没有给自己“谀墓”,却以一种近乎平静的客观态度从容地整理着自己的一生,超然地将自身作为审视的对象,为生存与死亡寻找着精神依据。
“未知生,焉知死”。徐渭是努力地要知“生”,并且企求着一种经过思考的本真的人生的。他从“文”最先获得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体验,进而“有慕于道”,研究王氏心学,参禅悟道,努力探求生存的真谛。“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他焦虑的心灵,在广阔的精神时空中遨游,探奇历险,巨细不捐,力求穷尽人类精神的无限幽隐!“每一思废寝食”,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茫茫思想之路上的跋涉,超越了悠悠天地,从世俗人生中解脱了出来。所以,他“辄疏纵不为儒缚”,读书别有心得,在艰险的精神求索中有着“自信而深奇”的收获。他是如此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与死亡对话时谈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历程。看来,徐渭确乎是对“知生”付出了极大努力,并且确乎自有所知的。
然而,知之未必能行之。在那样的时代中,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徐渭被时人目为“狂人”甚至神怪,以至成为许多民间故事的箭垛,原因就在他不仅是从书本上、精神上求得人生之真谛,而且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以“傲”与“玩”来对待权贵、庸众,然而,其卑微的地位,使之“懒且直”,必然要受到众人的非议。“人多病之”,“人且争笑之”,“人争愚而危之”……总之,是不理解,是嘲笑,是毁谤等等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的精神,更压迫着他的生存空间。尽管他曾“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却仍然逃不出时代的如漆大夜的网罗,而走上“自觅死”的绝路。“知生”的结果,是生活冷酷地宣告他已不适于生存,故而“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宣布这社会本身已不适于生存!通过“生”,他知道了“死”——社会给他这个“操洁”的“狂人”的唯一出路。
“死”,毕竟是艰难的;徐渭这样的杰出文人何尝不想努力地求生!他“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却把“食鱼而居庐”的荣华富贵视为危途,正表明他想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愿望。对世事人生的洞察,当然使他知道生存的技巧,更清楚社会所需要的是何等样人。尽管如此,他却毫不为之所动,并且“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决不愿苟且偷生,虽然明知死后“亲莫制,友莫解焉”,亦置之度外。
“生存还是死亡?”一方面是从容赴死的决心,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无限眷恋,两股情感的热流,从相反方向碰撞到了一起,强烈地激荡着作者的心,发而为文章,就形成了一种“反讽”的风格。他将自己的那股狂傲野放之气,将自己的悲愤郁怒,将自己的一往深情,统统以一抹淡淡的冷冷的微笑表现出来。他还想写自己独到的“自信而深奇”的见解;他还怀念着“等布衣”相待的胡宗宪;而那些“病之”、“笑之”、“危之”的力量的时时逼迫,都在死亡面前失却了重量,变得无足轻重。这是一种感觉到了此身已非我有时发出的嘲笑。然而,此时“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巨烈创痛仍然在文章中流露出来,使我们从作者冰冷的微笑后窥见了他那痉挛的灵魂。
对着自择的死亡,徐渭交待着自己一生最值得交待的事。虽然他的身世如此凄苦,他也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了一下。他的思绪始终萦绕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铭文中,他写出了自己思考生死的依据,那就是“死伤谅(否)”?“生何凭”?无论是对“生”,还是对“死”,他都恪守着自己的原则,而无意于“明哲”保身,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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