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与杨德祖书
曹植
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1),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2),孔璋鹰扬于河朔(3),伟长擅名于青土(4),公干振藻于海隅(5),德琏发迹于大魏(6),足下高视于上京(7)。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8),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9),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10),顿八纮以掩之(11),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12),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13),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14),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15),前书嘲之(16),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17),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18),畏后世之嗤余也(19)。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20),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21),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22),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23),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24)?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25),与人通流(26),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27)。过此而言不病者(28),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29),乃可以论于淑媛(30),有龙渊之利(31),乃可以议于断割(32),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33),而好诋诃文章(34),掎摭利病(35)。昔田巴毁五帝(36),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37),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38),使终身杜口(39)。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40),兰茝荪蕙之芳(41),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42); 咸池六茎之发(43),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44),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45)。夫街谈巷说(46),必有可采,击辕之歌(47),有应风雅(48),匹夫之思(49),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50),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51),犹称壮夫不为也(52)。吾虽德薄,位为藩侯(53),犹庶几戮力上国(54),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55),岂徒以翰墨为勋绩(56),辞赋为君子哉!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57),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58),非要之皓首(59),岂今日之论乎? 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60)。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注释〕(1)思子为劳: 意谓很想念你。(2)仲宣:王粲字。独步: 举世无双。汉南: 荆州。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3)孔璋: 陈琳字。鹰扬: 象鹰远扬。河朔: 黄河以北地区。陈琳曾在冀州任袁绍记室。(4)伟长: 徐干字。擅名: 独得声名。青土: 青州,约在今山东、辽宁部分地区。(5)公干: 刘桢字。振藻: 显露才华。海隅: 海边。刘桢是东平宁阳人,宁阳靠海边。(6)德琏: 应玚字。发迹: 显名。大魏: 许昌。应玚是汝南南顿人,南顿靠许昌。(7)足下: 指杨修。高视: 指不同凡近。上京: 指京都洛阳。(8)握: 有。灵蛇之珠: 相传隋侯救蛇而得之珠。(9)荆山之玉: 即楚国和氏璧。(10)吾王: 指魏王曹操。天网: 笼罩天地的网。该:网罗。(11)顿: 到。八纮: 八方的极远地区。掩: 寻搜之意。(12)飞轩绝迹:高飞到极高的境界。轩: 鸟飞的样子。(13)闲:娴熟。(14)多: 常常。司马长卿: 司马相如。同风: 同一风格。(15)画虎句:语出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16)书: 信。嘲: 讥笑。(17)钟期:钟子期,得伯牙琴瑟之妙的知音。不失听: 善听。(18)妄叹:乱加叹赏。(19)嗤: 笑。(20)讥弹: 讥刺批评。(21)丁敬礼: 丁廙,建安时黄门侍郎,曹植之友,后被曹丕杀害。(22)若人: 那个人,指丁廙。(23)佳恶:好坏。(24)定: 修定。(25)尼父: 孔子。(26)通流: 同流。(27)游、夏:孔子的弟子子游、子夏。措一辞: 加一句话。(28)此:指《春秋》。不病: 没有毛病。(29)南威: 古代美女名。(30)淑媛:贤淑的妇女。(31)龙渊: 古代宝剑名。(32)断割: 切割。(33)刘季绪: 刘表的儿子。逮: 及。(34)诋诃(he) : 指摘。(35)掎 (ji) :编引。摭(zhi) : 拾取。利病: 毛病。(36)田巴: 战国时齐国辩士。(37)訾:谤毁。稷下: 齐国都城的西门。(38)鲁连: 鲁仲连。(39)杜(du) 口: 闭嘴。(40)好尚: 爱好。(41)兰茝(zhi) 荪蕙: 皆芳草名。(42)海畔有逐臭之夫:语出《吕氏春秋》。一奇臭人,独住海边,竟有人酷爱其臭。(43)咸池: 黄帝乐名。六茎:颛顼乐名。发: 声。(44)墨翟:墨子,著有《非乐》篇。(45)今往: 现在送去。一通: 一份。相与:赠送。(46)街谈巷说: 民间传说。(47)击辕之歌: 民歌。古人在田野叩击车辕唱歌。(48)风雅: 指《诗经》的《国风》、大小《雅》。(49)匹夫:普通人。思: 思想见识。(50)揄扬大义: 阐发严正的道理。(51)扬子云:扬雄,西汉辞赋家。先朝: 前朝,指前汉。执戟之臣:扬雄曾作黄门郎执戟保卫宫廷。(52)壮夫不为: 语出扬雄《法言》,意谓男子汉不屑于写。(53)藩侯: 诸侯。(54)庶几: 希望。戮力: 尽力。上国:这里指中央政权。(55)流: 流传。金: 指钟鼎。石:碑碣。(56)徒:仅。翰墨: 笔墨。(57)衷: 中,正。(58)同好: 志同道合的人。(59)要:邀。皓首: 白头。(60)惠子: 惠施,战国时人,死后,庄子过其墓,说: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 (见《庄子·徐无鬼》)
〔鉴赏〕《与杨德祖书》是曹植书翰文中的名篇。曹植和父操、兄丕一起为建安文学的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心雕龙·时序篇》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 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瑯;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就是说,三曹既是杰出作家,又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而在三曹中,曹植尤负盛名,被人尊为“建安之杰”。后世所盛称的主要是曹植的诗,而当时曹植自己所看重,并为时人嘉许的却是他的辞赋。《与杨德祖书》一文,便是他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赋作进行精选和编录后,送给杨修请他“刊定”,而附上的一封信。曹植不仅是诗赋名家,而且“兼备众体,世称绣虎”。这封信叙述了彼此深厚的友谊,纵情品评文章,抒写生平怀抱,语言精练而感情真挚,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文章的特色。
东汉文章受大型辞赋的影响,往往重视铺叙和排偶,每每旷日持久地进行雕琢。而处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的建安文人,却无心那样去细加推敲。因此,赋风变了,即兴创作的抒情小赋取代了汉大赋,文风也随着变了: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已成为一时风尚。这一时期负有盛名的文人,大都是一些关心国难民瘼,有抱负,有理想,感情丰富,才思敏捷之士。他们的写作,常常凭着当时的激情,奋笔捷书,一气呵成。“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举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形成了一股感情激荡,气势流畅的回流,给予原来精雕细琢,排偶堆砌的骈文以巨大冲击。这使文章又有散化的趋势。但它并未真正回到老路,而是吸取了骈散两家之长,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宜散则散,宜骈则骈,势如行云流水,形成了自然生动、简洁明快而情深气长的文章风格。《与杨德祖书》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这篇文章起笔便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挚炽烈的感情:“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一连三个四字句,短短十二字,却把自己与对方的友谊和彼此的信赖传神地描写出来了。与此相比,曹丕《与吴质书》的开端: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 ”意思并无不同,句子却要长得多。下面的正文,我们作具体分析。
一开始说文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只有听取人们批评,“应时改定”,才能臻于完善。如建安诸子是天下的精英,他们也不能没有缺点。“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丕《典论·论文》称“七子”,曹植此书去掉了孔融和阮瑀,而加上了杨修。孔融和他们不是同辈人,也不属于邺下集团,曹植不把他列入是不难理解的。而不列阮瑀便造成种种的猜测。其实,该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阮瑀已经去世,而他所述的都是健在的人,取舍标准不同,因而也不足为怪。至于杨修,既是曹植的好友,也是曹丕的政敌,《曲略》说他“谦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 (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 ,可见也是个才子。曹丕不把他列入未必便是正确,曹植此信也仅把他列名于诸子之末,也未必是阿谀。从《文选》所载《答临淄侯笺》看,他的文章也是颇有才气的。作者连用了六个排句,说明这六位都是各地首屈一指的才子,但文词全不相同。而“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振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数句,以奔放的想象,浪漫的笔触,勾勒出了曹操的宏大气魄,也表露了作者的自豪情绪,句式整齐而又错落有致。接着,作者马上指出,他们的文章也还不能登峰造极,十全十美: “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字里行间,似乎可听到作者年轻爽朗的笑声。陈琳是曹操极为推重的文人,撰写章表书檄的能手,作者对他也是尊重的。在诸子中把他名列第二,仅次于王粲,但他认为陈琳也有缺点,“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意为即使凭陈琳那样的文才卓越,却不长于辞赋。然后微带嘲讽地述说了孔璋是如何地缺乏自知之明。经过一番并无恶意的揶揄,他又认真地说: “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表明自己话虽说得比较风趣,态度却是严肃的。既然享盛名于天下的邺下诸子都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那么,作者“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但他还怕对方不相信自己的真诚,所以又举丁敬礼请自己修改文章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表示自己的诚意,希望对方也能对自己提出意见。
接下来,作者讲了这样几层意思:只有行家,才能正确进行批评;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对他人的文章却横加挑剔,有人嗜痂成癖,以丑为美,这是作者所不取的。在论述中,作者仍然借助于一连串形象生动的譬喻和实例,来说明问题。“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 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二句,往往遭人批评,认为不如曹丕“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的观点进步。这是对的。尽管“南威” “龙渊”之比未必不是表示作者对对方的尊重,暗示他之所以只请杨修“刊正”的缘故,但这段充满傲气的议论,和对“才不逮作者”的刘季绪的讥议,未必不是使杨修回信中除一味恭维外,不肯提任何意见的原因。“《春秋》之成,莫能损益; 《吕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钳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这样过分的赞语,也许正是他的一番话造成的。陆时雍说: “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指的正是这些地方。
最后,才提到给杨修送去自己“少小所著辞赋一通”。接下去说: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对于这几句话,人们往往评价极高,认为作者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高度的重视”。这当然也有道理。不过其本意恐只是借以表示对自己的少作的肯定。他在《前录自序》中说: “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其即此录尝以属杨修点定者。”此说大概是不错的。“未易轻弃”之说,大约正是解释为什么他要选编“少小所著辞赋”。“匹夫”之说,既是自谦,又是自负,重点就在“未易轻弃”数字。总之,并非对民间文学的认真评论。接着,说自己其实志不在此,真正的抱负是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期名垂青史。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象司马迁一样著书立说,以传后世。对这,有人把它与前面“辞赋小道”云云混为一谈,这恐怕也不符合作者本意。扬雄说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不是说任何著作都是“雕虫篆刻”,而是说只有象《法言》之类足以传世的经典性著作才有意义,曹植也是这样。他认为只有写阐明是非得失、仁义道德的专著,才真有价值。曹植和曹丕的主张其实也大体一致。曹丕《典论·论文》论建安七子时,首称“王粲长于辞赋”而不及他的诗,说明他也以辞赋为文学的正宗。但他也把写专门论著看成是比辞赋重要得多的大事。《典论·论文》结尾说: “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又说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七子的著作都不少,为什么只有徐干能不朽呢?为什么应玚没有能著书就可惜呢?还不是因为只有写出“辞义典雅”的“一家之言”来,才“足传于后”吗? 不过,曹植太重视建功立业了,所以即使是“定仁义之衷”的一家之言,也要把它放在白首以后再去考虑。这话当然是极其自负的,所以他最后打招呼道: “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以亲切的口吻,又把话收了回来。
这篇文章不长,中心思想也很明确,但它从旁触及的问题极多,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才学。《与杨德祖书》的艺术性极高,主要有如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语言简洁而内容丰富,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开端叙相思之苦,便一往情深,撼人心腑。然后谈邺下诸子,自豪之感,溢于言表; 接着谈陈琳,又幽默而风趣,随后宣称自己不敢妄赞,态度又严肃起来。许多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容,都只寥寥数语,便交代清楚,毫不拖泥带水。无怪乎陈琳赞叹道:“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答东阿王笺》)。总的基调是自信而自豪的,感情是奔放的。忽而纵声大笑,忽而慨然叹息,襟怀坦白而性情率真,王世懋说: “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说的虽是诗,其实文也是这样。
文章形象而生动,夸张而不失实。是本文写作技巧上的又一特点。“书论宜理”,作者通篇都在说理,而又处处引譬设喻,将抽象的道理化为一连串生动的形象和妙趣横生的故事,引人入胜。如要指出曹操招徕了各地的文豪才士,竟夸张地说: “设天网”,“顿八纮”,口气何等阔大,却又合乎事实。他批评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却要指手画脚地指责比自己高明的人,便援刘季绪为证,并且譬中有譬,又以“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以明刘季绪之可笑。作者处处引经据典,时时援用史实,却又用其意而不用其辞,与全文融为一体。语言洗练而通俗易懂,使人感到他的学识丰富,才华横溢。作者的语意极其含蓄,不细加推敲是不易明了其主旨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杨修的,杨修是曹植的莫逆之交,又素以机智多才,善测人意见称,当然有些话不必说得过分详细,甚至不妨暗藏许多机关让对方去猜测了。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曾指出: “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浩繁而悉。何则? 咎繇与圣贤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本文的语言尽管浅显明快,而所指却费人推敲,原因便在这里。对于曹植的评论虽然不少,但诗多于赋,赋多于文。虽然这样,作者各种文体的风格不仅各有独特的个性,而且有它的共性,许多评论对这篇文章也是适用的。刘勰说他“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 (《文心雕龙·章表》); 释皎然《邺中集》说他“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这些评语对本文就很贴切。根据前人这些评论,我们再去细细品味该文,便会体会到良多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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