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郑伯克段于鄢》鉴赏

古文·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初⁽¹⁾，郑武公娶于申⁽²⁾，曰武姜⁽³⁾，生庄公及共叔段⁽⁴⁾。庄公寤生⁽⁵⁾，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⁶⁾，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⁷⁾。公曰： “制，岩邑也⁽⁸⁾，虢叔死焉⁽⁹⁾，佗邑唯命⁽¹⁰⁾。”请京⁽¹¹⁾，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¹²⁾。

祭仲曰⁽¹³⁾： “都城过百雉⁽¹⁴⁾，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¹⁵⁾;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¹⁶⁾。君将不堪⁽¹⁷⁾。”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¹⁸⁾?”对曰： “姜氏何厌之有⁽¹⁹⁾?不如早为之所⁽²⁰⁾，无使滋蔓⁽²¹⁾! 蔓难图也⁽²²⁾。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²³⁾。”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²⁴⁾。公子吕曰⁽²⁵⁾：“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²⁶⁾?欲与大叔，臣请事之; 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²⁷⁾。”公曰： “无庸，将自及⁽²⁸⁾。”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²⁹⁾。子封曰⁽³⁰⁾： “可矣，厚将得众⁽³¹⁾。”公曰： “不义不昵，厚将崩⁽³²⁾。”

大叔完聚⁽³³⁾，缮甲兵⁽³⁴⁾，具卒乘⁽³⁵⁾，将袭郑。夫人将启之⁽³⁶⁾。公闻其期，曰： “可矣! ”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³⁷⁾。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³⁸⁾，公伐诸鄢。五月辛丑⁽³⁹⁾，大叔出奔共。

书曰⁽⁴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⁴¹⁾，故不言弟;如二君⁽⁴²⁾，故曰克; 称郑伯，讥失教也⁽⁴³⁾;谓之郑志⁽⁴⁴⁾，不言出奔，难之也⁽⁴⁵⁾。

遂寘姜氏于城颍⁽⁴⁶⁾，而誓之曰： “不及黄泉⁽⁴⁷⁾，无相见也! ”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⁴⁸⁾，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⁴⁹⁾。公问之，对曰： “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⁵⁰⁾。”公曰： “尔有母遗，繄我独无⁽⁵¹⁾!”颍考叔曰： “敢问何谓也⁽⁵²⁾?”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⁵³⁾! 若阙地及泉⁽⁵⁴⁾，隧而相见⁽⁵⁵⁾，其谁曰不然⁽⁵⁶⁾?”公从之。公入而赋⁽⁵⁷⁾：“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⁵⁸⁾。”姜出而赋： “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⁵⁹⁾。”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⁶⁰⁾： “颍考叔，纯孝也⁽⁶¹⁾，爱其母，施及庄公⁽⁶²⁾。《诗》曰：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⁶³⁾。’ 其是之谓乎⁽⁶⁴⁾!”

〔注释〕(1)初： 从前。(2)郑武公： 姬姓，名掘突; 武，谥号。申：国名，姜姓，侯爵，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北。(3)武姜： 武，从夫谥;姜，母家的姓。(4)共(gong)： 卫国邑名，今河南省辉县。(5)寤生：脚先出生，难产。寤与牾同。(6)亟：屡次。(7)制： 又名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8)岩： 多山而险要。(9)虢(guó)叔： 东虢君，为郑武公所灭。死焉：死于此。(10)佗邑： 他邑，别的地方。唯命： “唯命是听”的省略语。(11)京： 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12)大：同“太”。(13)祭(zhài)仲： 郑国大夫。(14)都： 都邑。雉： 量词，古城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15)参国之一： 国都的三分之一。参： 三。(16)不度： 不合法度。非制：不是先王的制度。(17)不堪： 受不了。(18)辟：同避。(19)何厌之有：有何厌的倒装。厌： 同“餍”，满足。(20)为之所： 给他安排地方。(21)滋蔓： 滋长蔓延。(22)图：对付。(23)毙：同“踣”，跌倒。子： 尊称对方。(24)既而： 不久。鄙： 边邑。贰： 属附于两方面。(25)公子吕： 字子封，郑大夫。(26)若之何： 拿他怎么办。若：同“如”。(27)无生民心：不要使人民产生贰心。(28)庸： 同“用”。及： 至。(29)收： 取。廪延：在今河南延津县北。(30)子封：即公子吕。(31)厚：土地扩大。众：指老百姓。(32)昵(ni)：亲近。(33)完聚： 修治城廓，聚集百姓。(34)缮：修理。甲： 盔甲。兵：兵器。(35)具： 准备。卒： 步兵。乘： 四匹马拉的战车。古时兵车一乘，配七十五人。上有甲士三人，后随步卒七十二人。(36)夫人：指武姜。启： 开城门。(37)帅： 同“率”。(38)鄢： 郑邑，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39)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40)书： 指《春秋》经文记载。(41)不弟：不守弟道。(42)如二君： 庄公和叔段之间的战争，如同两个敌国国君间的斗争。(43)失教：失去管教。(44)郑志：指郑庄公蓄意杀弟的意图。(45)不言出奔，难之也：《春秋》书法，凡记某人出奔，表示这人犯了罪。难之：难以下笔记叔段出奔共这件事。(46)寘：同“置”，安置，实为放逐。城颍： 郑邑，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47)黄泉： 地下。(48)颍考叔：郑大夫。颍谷： 郑边邑。封人：镇守边境的地方官。(49)舍：放在一边。(50)遗(wei)： 赠送。(51)繄(yi)：叹词，噫。(52)何谓： 谓何，说的是什么意思。(53)何患：何必耽心。(54)阙： 同“掘”。(55)隧： 动词，通过隧道。(56)其：疑问词。然： 这样。(57)赋：赋诗。(58)融融： 和乐自得的样子。(59)泄泄： 舒畅貌。(60)君子：《左传》作者自指。(61)纯孝： 笃孝。(62)施(yi)及： 扩大到。(63)《诗》： 指《诗经》。不匮：指孝心没有竭尽的时候。永锡尔类：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64)其是之谓乎：其谓是乎的倒装。

〔鉴赏〕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第一座高峰，《左传》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它摹拟形象，描写个性，或用曲笔，或用直陈，或意在言中，或寄意言外。其间变化无穷，无不委婉尽致。记述发生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49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22年)的《郑伯克段于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郑伯克段于鄢》通过郑庄公家庭内部的矛盾，深刻暴露和嘲讽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和残酷奸诈的丑恶本质，反映了在极端利己主义的私有制社会里，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全文可分六段：

第一段为矛盾的开端。作为母亲，武姜憎恨难产的长子寤生; 出于偏爱，她力图废长立幼，但未获成功。在这里，个人的好恶引出了非同寻常的君位之争。第二段为寤生即位以后，争夺君位的矛盾以另一种形式发展着。如果说，在矛盾的发轫阶段，寤生与武姜、共叔段之间还没有直接冲突的话，那么，到了发展阶段，就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属于君臣之间叛逆和反叛逆的性质，彼此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因矛盾双方的关系是母子和兄弟，所以它蒙上了一层隐蔽和虚伪的色彩。大体说来，这一阶段有分封和“收贰”两个层次，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郑庄公即位以后，武姜和共叔段并没有罢休。她以国母的身份，为爱子请封东虢国的故地制，亦即虎牢，因为那里形势险要，便于图谋不轨。遭到拒绝以后，又请封都邑超过百雉的京，得到这个地方，就意味着地位超过一般的侯伯，便于摆脱郑庄公的控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被称为京城大叔的共叔段，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地，先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官员把自己当成副贰之君(一说命西鄙、北鄙两地一面归属庄公，一面归属自己。又一说为共叔段挑唆西部和北部两地对郑庄公怀有贰心)，然后正式把两地收为己有，使领地延伸到了郑国的西北边邑。对于武姜和共叔段的所作所为，郑庄公倍加注意而又竭力克制，因为他虽然洞察了共叔段的野心，但还没有掌握到真凭实据。第三段为故事的高潮。共叔段在扩张领地的同时，修缮了京的城廓，招揽了百姓，积聚了粮食，整练了步兵和战车，将要袭击郑庄公; 居住在都城的武姜又准备作内应，到时候私下打开城门。在掌握了证据，弄清了共叔段出兵的日期以后，郑庄公认为火候已到，一举发兵扑灭了未遂的叛乱。共叔段犹如丧家之犬，奔逃至鄢，又被逐出国土，流亡到共国。文章的第四段如同《公羊传》、《谷梁传》式的用来解释《春秋》的抽象议论，与故事本身无关。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议论文字很可能是后人羼杂进去的。所以这里暂置勿论。从故事情节看，第五段属于结局。因为武姜是郑庄公的生母，又是共叔段的后台，所以郑庄公恨之入骨但又不能过分。他先将她发落到城颍，发誓永不见面;然后在颍考叔的诱导下，演出了“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丑剧。作品的第六段是作者的议论，表明作者的儒家的“纯孝”思想。他还故意用赞扬颍考叔的方法讥刺了郑庄公，这就是所谓意在言外的“春秋笔法”。

故事情节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反过来，它又受制于特定的个性，是性格的历史。作品通过上述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郑庄公等的形象。郑庄公是个阴鸷狠毒、口蜜腹剑的统治者。说他狠毒，有他的两次行动为证： 其一是武姜请封之初，他坚决不肯把军事重镇制分封给自己的胞弟共叔段。其二是他用重兵镇压了共叔段，不让他在郑国立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甚至把亲生母亲赶出都城，咬牙切齿地发下了永世不再见面的誓言。在这里，郑庄公亲手撕掉了他们竭力鼓吹的“孝悌”的面纱，露出了极其狰狞的面目。自然，郑庄公决不是一介鲁夫。为了自己的尊严和私利，他固然残暴无比，但他深深懂得： “孝悌”的旗号不能丢掉，公众的舆论不可忽视。于是他费尽心机，在漫长的二十二年中间，采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现出了异样的虚伪。这有他的五次讲话为证： 他明明不肯把制分封给共叔段，却又装出关心弟弟和孝敬母亲的样子，说是“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此其一。把京分封给共叔段以后，祭仲等臣子果然被郑庄公所迷惑，担心这个“仁人君子”控制不了局面。郑庄公则始而一副可怜相，说是“姜氏欲之，焉辟害?”继而向祭仲交底：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他伪装孝子，而又直呼母亲为“姜氏”; 伪装仁义，而又放长线钓鱼。此其二。当共叔段野心始露，要求西鄙和北鄙把他当成副贰之君时，大夫子封等竟以为郑庄公的宽容必将为渊驱鱼、自毁基业，于是劝说郑庄公及早镇压。老谋深算的郑庄公却说： “无庸，将自及。”此其三。共叔段扩张封地，收取西鄙、北鄙以后，自以为已经了解郑庄公意图的子封，认为时机已到，再一次请求他发兵时，他依旧不紧不慢地说： “不义不昵，厚将崩。”此其四。到了他登基后的第二十二年，亦即共叔段行将谋反之时，郑庄公才主动告诉臣子： “可矣! ”也即“可以动手了! ”通过长期等待而即将得到的喜悦，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成为“可矣”二字的内涵。此其五。表面上，共叔段遭受镇压是咎由自取。但透过上述五次讲话，郑庄公窃取仁义，欲擒故纵，亦即让其“自毙”、“自及”、“自崩”的罪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可以想见，在共叔段的野心彻底暴露以前，如果过早地采取军事行动，郑庄公就捞不到“孝悌”的好名声。反过来看，如果郑庄公及早采取措施、警诫共叔段，共叔段就未必会谋反，他就不可能把亲弟弟置于绝境。同样可以想见，在等待共叔段“自毙”等话语的背后，郑庄公肯定加强了监视和防范措施。要不，共叔段的密谋就不可能被掌握，苦心经营二十二年的共叔段也不会败于一旦，京的官僚和百姓又怎么会顷刻背叛并抛弃共叔段! 沽名钓誉，将自己打扮成孝子和贤兄;千方百计，麻痹政敌以助长其野心的发展，这就充分说明郑庄公是个诡谲奸恶的阴谋家。

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武姜、共叔段和祭仲、子封等人的性格特点也表现得十分鲜明。武姜的偏心，导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 她的爱憎，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态度。武姜所支持的共叔段，分明是个有恃无恐、野心勃勃而又无比愚蠢的典型。至于祭仲、子封等人，分明都是君王忠实而又干练的奴才。

作为性格的历史，作品中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生活条件下敌对双方的主要人物性格撞击的结果。没有郑庄公阴鸷的欲擒故纵，就没有共叔段的胆大妄为; 没有胆大妄为的共叔段，也就没有“郑伯克段于鄢”。最典型的是作品结尾的大团圆式的丑剧。按照常情常理，这种欲盖弥彰的丑剧是不会出现的。虽然在历史典籍中，“重归于好”的事例司空见惯，但也决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说到底，这是郑庄公这个狡猾而又好名的野心家为了树立“孝”的典范，为了维护所谓“金口玉言”、“言出法随”的尊严，借以愚弄臣民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也是卑劣胆怯、贪图享乐和渴望回到都城的武姜所能够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当颍考叔出谋划策以后，无比乖谬丑恶的一幕随即出现了： 象死人一样的贵妇人武姜进入了幽暗的隧道。装腔作势、佯为欢乐的郑庄公迈着方步也进入了隧道。他嘴里高声哼哼着“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的诗句。于是，母子团圆了。国君亦步亦趋地搀扶着貌似欢笑、朗诵着“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诗句的国母走出来了。这是令人喷饭的一幕。只有象武姜和郑庄公这样的统治者，才会象演戏一样扮演了“慈母”和“孝子”的角色，用以维护“神圣家族”的面子和道德的招牌。

大家知道，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虽然各有其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但他们只能对历史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却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这就是所谓“实录”精神。“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太史公自序》引孔丘语)如果说，孔丘的《春秋》已经重在记录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左传》同样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较之《春秋》的“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原无题目，“郑伯克段于鄢”由《春秋》借用为篇目)这一句话，《左传》的内容大大的丰富了，而且倾向性更为隐蔽了。既然如此，有关郑庄公和共叔段的这段史实，左丘明怎么就写得这样精彩呢?首先，因为左丘明善于选择和识别历史故事。跟《春秋》相比，《左传》更加重视人民的痛苦和揭露统治者的卑劣。如 “隐公元年”五月以前，《春秋》仅记一件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而《左传》则记两件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朱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 ‘仪父’ ，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左传》多出的一条，明显突破了“旧史”和《春秋》的框框，旨在揭露“臣不臣”的史实。至于郑庄公事，《春秋》仅书一笔：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它就事论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杜预《春秋三传序》)。左丘明则深刻理解这段史实的典型意义，所以并未受时日的限制，而能追溯到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件的源头，弄清了来龙去脉。这就为写好这段历史故事以及其中的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左丘明善于安排和剪裁史实。就本文而言，只要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稍作比较，就能发现作者的谋篇布局的功夫。《公羊传》曰：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谷梁传》曰：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 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 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谊也。”

毫无疑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已经涉及到了武姜的阴谋，共叔段的下场，郑庄公处心积虑对付共叔段等史实，但因他们着眼于“传” 《春秋》，所以史实凌乱不堪，故事的叙述被作者的议论彻底淹没，根本谈不上安排和剪裁。《左传》则不同，它掌握了这一故事的发展线索，根据作者褒贬和立意的需要，从经历几十年的史实中清理出关键的要素，编排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对于这几十年中发生的事情，作者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如武姜憎恶郑庄公的原因，仅只强调了“寤生”这一关键;郑庄公的阴鸷和共叔段的野心，则突出了“请封”、“收贰”和“平叛”等三个环节，从而使仅有七百多字的作品叙写得合情合理、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另外，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和烘托的手法。如郑庄公对待武姜“佗邑唯命”与置姜氏于城颍，发誓永不相见与“和好如初”等对比，活脱脱地表现了他的残忍和虚伪的个性。又如通过祭仲、子封等人的多次规劝，进一步烘托了郑庄公的阴险性格。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左丘明在记叙史实，刻画历史人物形象的时候，摒弃了干瘪而又抽象的概念，采用了感性的、形象的细节。如郑庄公的“自毙”、“自及”、“自崩”和“可矣”等个性语言，隧道赋诗等典型动作，无不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个性各异的历史人物的声容笑貌、言行举止跃然纸上。

应该说，从内容到形式，《郑伯克段于鄢》与《长勺之战》、《晋侯梦大厉》、《石言于晋魏榆》等《左传》中的其他精彩篇章一样，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一块丰碑。它对司马迁的诸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史传文学的杰作，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然，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本文也有不足之处。它虽然发扬了史学家忠实于客观事实的传统，暴露和讽刺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但作者是从儒家的“正名主义”和“孝悌”观念出发来评述历史的。例如，在解释“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作品强调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失教也。这段文字虽然未必出于左丘明之手，但全文的调子还是与此合拍的。又如作品最后的“君子曰……”一段，无疑是画蛇添足。这段评论集中表现了左丘明的儒家“纯孝”观点。诸如此类，我们都应投之于批判的眼光，决不能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