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与曾子固书》鉴赏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固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苏东坡全集》)
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可见求人之事难为。常人尚如此,对苏东坡求曾子固为其祖父撰写墓志铭文一事来说,尤有其难以启口之处。
推断起来,原因大体有三。苏曾二人似已久未见面,冒然求助,有些唐突; 苏轼自身文字功夫不下于曾子固,对方出于谦虚考虑,会否答应; 祖父死时,苏轼年仅十二,如今已对其为人印象模糊,且所有资料,仅存父亲生前所录,以此为据,写一篇恰到好处的文字不是易事。
世事相反相成,细想起来,这三条恰可成为求人的理由: 一,正因轻易不求人,故“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往往更易受重视。二,自己有能力办的事,不得已而求于人,表明更赞识对方,被求者是倍受尊重的。三,这是实质性的; 大文豪为先祖父写行状 (无非“歌功颂德”),若写不足,于族人不好交代; 写得过了,又有自吹之嫌,这正是苏东坡不得不求人处。但曾子固也不是傻瓜,自然会明白其中原委。
作者对此显然有十分把握,故在信中免去种种解释之词,极写三个方面: 写事态之急,先祖死已多年,今父亲又死了,说不定某日自己也突然死去,则多少年来的宿愿成为泡影; 写己心之诚,用 “叩头泣血”、“负罪之大”、“伏惟哀怜而幸诺之”等语,言己责任重大,并以此相托; 写对子固之重,为求墓碣之事乃祖孙三代之愿,尤其是先君之意,可谓不看活人情面也得顾死人面子罢。试想,曾子固收到这封信后,还能拒绝吗?
此文的特点是用语恳切而不空泛,叙述委婉而实在,因此可以说,本文是一篇难得的“求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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