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柴桑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刘柴桑是曾作过柴桑县令的刘程之,字仲思,因其不仕,自号遗民。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起兵,次年篡位,刘入庐山西林隐居,12年而卒。时人称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为“浔阳三隐”。诗人与刘,庐阜往还,唱酬赠答,今存《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首。此诗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诗人与刘隐居志趣相近,故而和之,以抒怀抱。
开篇四句,自叙心迹。刘的隐居是在元兴二年冬(公元403年),而诗人于义熙元年十一月(公元405年)归隐田园, 其间晚于刘二年。无论从诗人本心来看,还是就时间先后而言, “见招”显然是指诗人归隐已迟而“久”,断无再招刘隐居之理。既然诗人早已为“山泽”所召唤,为什么还要踌躇徘徊呢?只是为了亲友之故,才不忍做离群索居的事。况且是“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为生活计,也只能归隐田园,不能索居深山大泽。何况诗人的情操是“心远地自偏”,又何必非要离群索居不可呢? “良辰”二句,承上启下。美好时机触发了诗人高洁的心志,拿起手杖就回西庐,对于仕途不屑一顾。这是承上四句作结,以言归隐。启下八句,写出田园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是自谋生计,二是饮酒自娱。前四句写自谋生计,先以“荒途无人”、 “时见废墟”的战后田园情景作铺垫,突出田庐修建完毕。新田也开始了第三年的治理(“畲”yu)。表露离开尔虞我诈的官场后,渐趋宁静的心态。后四句写诗人于东风(“谷风”)甫至时饮酒自娱,先点出饮春酒以驱除早春清寒和身体苦乏(“饥劬”);再以“弱女”二句作比,映出虽无佳酿可享,但以浊醪疗饥御寒也可聊胜于无,从而展示自适自娱的性格。末尾六句发议论以共勉。 “栖栖”二句,言世事令人不安,归隐后则诗人与世事两相疏远。正表现出世事之难在于密的周匝之苦和高士之癖在于疏的怡然之乐,这是于清苦归隐生活中对“但使愿无违”的欢愉心境的概括。 “耕织”二句以衣食自足为足而别无奢求承上句“疏”之深义,度到“去去”二句的旷达:百年之后, “身名同翳如”,一切都泯灭了,焉能顾及其他身外之物。寄托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顺应自然以超脱的思想。
或言,遗民有女无男,并以为憾。诗人固以达者之言解之。甚而认为如以“弱女”喻酒是“险薄轻儇笔意”。前者是以为此诗直写刘遗民隐居事,而忽略了诗人的本心和隐居的先后。后者则以道学之心衡量诗人旷达率真的情性,不识自然之理的真谛。其实以“弱女”喻酒之醨薄,正写出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的不可或缺。虽不及膏粱裹腹,绵帛蔽体,但也良胜于无。曲尽贫士嗜酒的常态。而且也是诗人食鱼不必河鲂之意,与“耕织”二句情理呼应。末尾六句往复三折,既上结下收,又前呼后应,使议论之理达到无可辩驳的坚实程度。至使全诗结构严谨,跌宕有致,而又不失其自然朴实的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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