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诗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
昔往鸧鶊鸣,今来蟋蟀吟。
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
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古今都有一些诗人留名青史,只是由于一首诗,甚至是一句诗的出色。王赞就是这样。《宋书·谢灵运传论》把这首《杂诗》首句“朔风动秋草”举为“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名句。钟嵘《诗品》便把王赞评为以一首诗名世的诗人之一,列入中品。而王赞今存五首诗,也确以此诗为佳。那么这诗究竟好在哪里?齐、梁人为什么特别欣赏“朔风”句呢?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采取战士第一人称的自叙,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这个秋天才得以回乡。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当年春天赴役,今年秋季回来。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诗经·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和军事情形, 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谕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论诗,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所以据这一首诗,他把王赞评为中品。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 “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草,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 “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 “师涓”是春秋时代卫灵公的乐师。《韩非子·十过》载,卫灵公经过濮水时,夜闻一种“其状似鬼神”的新的音乐,他命令师涓记录下来,整理演奏。后来他带师涓到晋国,让师涓演奏此曲。演奏未终,晋国乐师师旷就予以制止,指出这是“亡国之音”,为商纣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凡“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诗人用这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东晋到南朝刘宋,炫耀学问,堆砌典故,成为—时风尚,诗赋亦然,以致“文章殆同书钞”(《诗品序》)。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一方面提出用事自然,同时更强调“直举胸情”。齐、梁间,钟嵘更明确认为“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 “观古今胜语, 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要求诗歌创作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直接寻找“胜语”,反对用典故作为艺术表现的中介。正因如此,符合“直寻”的“朔风”句就比依靠“补假”的“师涓”句更受欣赏,屡受称道。应当说,钟嵘“直寻”的观点是体现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的,因而他对“朔风”句的鉴赏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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