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歌行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
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禾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
《怨歌行》本属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但曹植此篇却是一首咏史诗,史实全据《尚书·金縢篇》。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引《三国志·魏志杨阜传》及《宋书·五行志》,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秋,天降大雷雨,至杀鸟雀,形成灾异。曹植乃在愤慨中写作此诗,借古事以抒懑怨之情。又据刘履《选诗补注》,这一年冬天,曹植曾入朝见到曹睿,则篇末“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的话正指其时。曹睿是曹植的侄子,继其父曹丕即帝位。曹植在诗中以周公旦自喻,而以周成王喻曹睿,正合叔侄关系。所以这首咏史诗的内在涵义是一望可知的。
在谈这首诗以前,先把《尚书·金縢篇》的故事简述一下。周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本是亲兄弟。周克殷商后不过两年,武王病重,周公便向祖先祷告,求以身代。当时太史写了祷祝文字,藏在一个用金属封缄起来的柜中。第二天武王的病就痊愈了。后来武王病殁,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辅政。周公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竟散布流言,说周公又篡夺王位。周公东征,便不敢回朝,在东方居住了两年。这一年秋收以前, “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于是打开金縢之柜,见到周公愿以身代的文书,这才省悟他叔父是无罪的。曹植正是借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无论对曹丕还是对曹睿,都是清白无辜的。
此诗从开头到“成王乃哀叹”共十八句,都是叙述周公的故事,故一韵到底。末四句换成诗人自己的口吻,所以韵脚改变。这样显得眉目十分清楚。前十八句,又以开头四句作一概括评论, “为君”二句用《论语·子路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语意。但作者把《论语》两句平列的句式改为重点移到“为臣”的一面,这是由于此诗所要突出描写的乃身居臣位的周公,亦不全为了押韵。“忠信”二句说不但周公的忠信之心不为人知,反而有被人怀疑的危险。 “患”和下文的“叹”,今音都读去声,而在汉魏时代是读平声的,所以可做韵脚。 “功不刊”,谓周公之功不可磨灭。 “推心”,即“推心置腹”之意。 “二叔”,指管叔、蔡叔。 “东国”,指东方的领土。 “泣”是形容词,垂泪貌。 “流连”,形容泪珠簌簌不断。 “皇灵”,指天帝; “动变”,指灾异。“大”,形动变之程度。从“周旦”句到“成王”句,概括叙述了整个的《金縢》故事,笔墨简洁,层次清楚。作者只是客观地述说,并没有注入个人的主观情感,读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只要是熟悉这段历史内情的人,自然对作者所咏的人和事是何用意会一目了然,因此没有必要再用自己的话来画蛇添足了。
然而此诗之精采处乃在末四句。 “竟”,终; “悲且长”,意悲而情长,表示倾诉不尽。赵幼文注: “此歌客观地写录史实,即戛然中止,其意图则含蓄出之, ‘悲且长’三字蕴具着丰富的情感内容,使余韵隽永。” “今日乐相乐”本是乐府习用套语,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亦有此句,作者写在此篇之末,正合明帝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末句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希望曹睿不要忘记他,在外表轻盈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情,从而使这首单纯的咏史诗一下子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昔班固创为《咏史》诗,内容是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请除肉刑的故事,由于缺乏文采,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 (《诗品序·上》)。其实这是由于诗人写作时过于客观,在史实面前并未牵动真感情,因此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不过,如果作者站出来发表个人意见太多,也嫌累赘蛇足。如此诗则点到而止,应该说是恰到好处。到东晋末年,陶渊明在《咏荆轲》一诗的最后也只简括地写了两句: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同样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与此诗正属于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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