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
牌子铁裲裆,钅互鸐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
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钅互鉾。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南、北两朝乐府民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和情调。正如《乐府诗集》说: “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胡适也说: “南朝乐府,是儿女文学,北朝乐府,是英雄文学。”以畜牧为主,以骑射为业的北方少数民族,向以能骑善射,好勇尚武著称;再加上当时各族间常起争端,战争频繁,长期的行伍生活和艰苦的环境,使北方人民的性格锻炼得十分勇武刚强。因而,北方民歌大多反映了战争和人民的尚武精神。
北朝乐府民歌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现存60多首。其中有《企喻歌》四首,集中代表了北方民歌的风格特色。
第一首,可以说是一首英雄的颂歌。 “欲作健”,就是要作健儿。 “鹞子”,是一种捕食小鸟的猛禽,样子象鹰。 “两向波”,波是播散,两向波就是向左右飞逃。诗中说: “男子要作那勇猛的健儿,结伴的同行不须多。就象那鹞鹰振翅冲天而飞,群雀惊惶得左右逃散。”这首诗,充满了作一番伟大事业的豪情壮志,体现出以勇武自喜的英雄本色。后两句,比喻十分生动,使人仿佛看见健儿轻骑蹈阵、以少敌众、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二首,描写的是兵马和军容。 “大泽”,是水草所聚之地。“著膘”,形容马肥。 “著膘”就是上膘。 “牌子”,指盾牌; “铁裲裆”,是金属制的兵甲,即铁背心; “钅互鉾”,是金属头盔; “鸐尾条”,鸐是长尾雉,即用鸐的长尾装饰头盔。诗中说: “军马放牧在大泽之中,水草丰美,马儿长得膘肥体壮。我们的军队身穿铁制的军甲,手持盾牌,头盔上装饰着美丽的羽毛。”本诗以颇为自豪的口吻,夸草场、夸军马、夸装备、夸阵容,一切是那样雄壮有力,令人振奋、鼓舞。作者很善于抓取有代表性的事物,一幅兵强马壮、军容强盛的壮观景象,仅用“马”、 “牌子”, “裲裆”、 “钅互鉾”等几个具体形象,便得到生动的表现。
第三首,紧接前一首,描写了行军的队列。这支强大的队伍,行起军来,风纪整肃,队列整齐,精神百倍,所向无敌。诗中采用了重叠、对举的句式: “前行看后行”对“前头看后头”; “齐著铁裲裆”对“齐著铁钅互鉾”,这是与军旅整齐化一的服饰、纪律严明的队列和节奏分明的步伐十分合拍的。
如果说前三首都是对行伍生活的赞叹,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那么最后一首,则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战争,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整个北朝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战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使得这些战争异乎寻常的残酷。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便是当时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古今乐录》载,此诗最后本来还有“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二句,更加形象地描写了战争中的腥风血雨,令人毛骨悚然。无怪战士出征前要心怀战死的恐惧和忧伤。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二句。既形象地状写了出征士兵那种自伤自怜、无可奈何的心态,也表达了对战争的怨愤,蕴含着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
此诗所表达的悲哀是深广的。这悲哀远不只是战争带来的死亡,既然上阵,生死已置之度外。他们真正忧虑的,是死后要横尸荒郊,“野死不葬乌可食”,无人掩埋,更无法得到亲人的凭吊。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七尺男儿来说,这是比死更加惨烈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儿真象一条任人践踏的虫蚁那样不幸和可怜。这首诗一反前三首的好勇尚武,对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发出深切的同情,实际上是对穷兵黩武的封建统治者提出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由此可见, 《企喻歌》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方民歌的特色:虽然数量上远比南朝民歌为少,但却具有更为丰富和现实的社会内容。南朝民歌不过是些里巷市井的小儿女情事;北方民歌则纵横戈壁,驰骋疆场,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堪与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媲美。
从语言风格来说,《企喻歌》气势豪迈,感情明朗,爽直坦率,质朴无华,充分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雄健、骠悍的性格。第一首,径将自己喻为鹞鹰,将敌手比作群雀,充满“以刚猛为强”的英雄气概;第二、三首,赞美兵马阵容,件件军甲,行行队列,一一道来,如数家珍,自豪自信溢于言表,正如《古诗源》所说, “有同袍同泽之风”;第四首,伤悼将士的不幸,揭露战争的残酷,也是直吐胸臆,描画惨景,悲壮激越,令人动容。总之,北方民歌完全不同于南朝乐府的浅唱低吟、缠绵宛曲;而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音韵铿锵,掷地有声,是名副其实的军乐、战歌。如果说,南朝乐府富于阴柔之美;那么,北方民歌则充溢着阳刚之气,是英雄文学,壮士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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