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步兵
(《五君咏》之一)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②。
长啸若怀人③,越礼自惊众④。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颜延之,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当时与谢灵运齐名,而才不如谢。他作诗过于雕琢字句,堆砌典故,转伤真气,曾被人讥之为“镂金错采”。
《宋书·颜延之传》载:延之初为步兵校尉,赏遇甚厚。由于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每犯权要,被贬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 《五君咏》因系怨愤之作,故颇有真情实感,乃颜诗中之“清真高逸者也”。
《五君咏》共五首,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这五位历史人物都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封建礼教不满,其生活经历和思想情趣与延之有某些相似之处,故诗人借咏古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情怀。
本篇专咏阮籍。阮籍本是一个“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咏怀》十五)的济世之才,早年怀有“威八方”(《咏怀》三十九)的雄心壮志,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而残酷,不仅抱负无由施展,生命安全也时时受到威胁,于是转而崇尚老庄,采取晦其踪迹的遁世态度。虽然如此,但他一点也不糊涂,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目光深邃,观察细密,认识深刻, 鉴别准确。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就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特点,而且这一转折对比句也深刻揭示了阮籍形沦而神清的性格矛盾,表达了作者的景仰赞颂之情,有力地领起全篇。
中间四句则紧扣“沦迹”的特点,分别从四个侧面进一步突出阮籍的个性特征,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更为丰满地再现出来。作者的高明不仅表现在善于选取突现个性特征的典型史实,还表现在善于从人物的外在表现出发,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似”、 “类”、 “若”、 “自”本是极平常的词语,但作者用在这儿,却把表现和动机、行为和结果巧妙地衔接起来,在史实的记述中有机地融进了作者的评论,既对前两句所揭示的形沦神清的性格矛盾作了具体的发挥,又为后两句的总结作了有力的铺垫。他终日饮酒昏酣,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才识深深遮掩;他写的《咏怀诗》隐晦曲折,好象是深有寄托,志在讥讽;他登高长啸,长歌当哭,仿佛是在抒发胸中的郁结,怀念难遇的知音;他藐视礼教,不护细行, 自然使流俗之辈震惊。 “越礼”与“惊众”,是行为和结果的关系,用“自”关联,意在突出其必然性。 “沉醉”与“埋照”, “寓辞”与“托讽”, “长啸”与“怀人”,是行为和动机的关系,动机是人的内心活动,本难把握,用“似、类、若”这类非断言性的词语衔接,不仅符合人物有意韬晦的特点,又可避免主观臆断之嫌,还可给读者留下想象和回味的余地,从而取得丰富诗歌内涵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所在。
如果说前六句是以述为主的话,那么最后两句则是以评为主了。“物故不可论”,显然是就阮籍不论世事, “口不臧否人物”而发的精辟议论, “途穷能无恸”的深沉感慨,当然隐含了“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辙所穷,辄痛哭而返”的典故。世人对于阮籍身处险境的命运自然寄于同情,但对他的不论世事难免有所非议。延之写此诗时正处于因“肆意直言”而遭贬黜的厄运之中,近似的遭遇加深了他对阮籍的理解,故对阮籍的韬晦表示了充分的谅解,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黑暗社会。说阮籍之所以对世事闭口不论,并非完全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因为世事昏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一般的议论已毫无作用。尽管如此,但他心灵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当他看到社会一片黑暗,前途渺茫,又怎能不产生走投无路的巨大悲痛呢?他那近似颠狂的举动,不正是这种巨大悲痛的曲折反映吗?想论而不可论,因不可论而大恸,这正是延之所理解的阮籍的感情脉络。如果阮籍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因两百年后遇到这样一个知音而感到无限欣慰。延之所揭示的阮籍的痛苦已不是一般的个人痛苦,而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只要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继续存在,这种悲剧就会一再重演。诗中不也就融进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吗? 《晋书·颜延之传》评此两句日“盖自序也”,是极有见地的。难怪刘湛及义康之流就以其“辞旨不逊”,而对延之实行更残酷的政治迫害了。
有的诗如流星,光芒四射,却无持久的灼人力量;有的诗象磁石,质朴无华,却能紧紧地抓住读者。此诗大致属于后一类。初读平平,好象只是一些史实的罗列,甚至显得有些呆板。但仔细体味,却是一首理密情深的好诗, “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愈深入理解,就愈觉得有一股催人泪下的力量。力量的源泉在于诗人对所咏对象有深刻的理解,并倾注了满腔同情。读者从诗中不仅可以感觉到阮籍脉搏的跳动,也能听到延之的心声。这种共振的感情波自然也会在读者心中掀起层层波浪。
此诗在章法上也颇见功力。先总述,后分写,最后以议论作结。环环相衔,首尾圆合,丝丝入扣,密合无间。堪称“体裁绮密,情喻渊深”(钟嵘《诗品》)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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