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札记·说《唐诗三百首》

古代诗歌札记·说《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近二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一部唐诗选集，很多人从小就把它当作启蒙读物。其影响之大远非其它唐诗选本所及。这个选本所以具有这种普及性，乃是由于它能比较准确而概括地反映了唐代诗歌发展的全貌。在今天，关于选辑者究竟根据什么尺度来选这样诗篇，我们可以置而不论;只从客观效果来看，它确可做为一本供初步研读唐诗用的标准入门书。

我国的诗歌传统从《诗经》、《楚辞》已经开始了。经过汉魏六朝，诗到了唐代，就放出不可掩抑的异采，造成空前的繁荣局面。简括地说，这个局面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社会上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条件所给予文学艺术的影响。隋代统一南北朝的对峙局面，是使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关键，而隋末的农民起义更促进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唐代统一(公元618年)到安史之乱(公元756年)，所谓“初唐”、“盛唐”时代，生产力是相当发达的。在这一时期里，不论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都在迅速地发展。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的阶段。这种经济上的发达自然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所以唐代的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成就都非常之高。同时在政治上，由于与这种经济情况相适应，也有它的特色。最显著的就是用科举制度代替了一直维护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出身“卑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而这种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恰好是以诗取士的，这就造成一般人从事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的风气。因此诗歌的兴盛和普及，就成为必然的现象了。

其次，诗歌本身的发展也决定了这种空前繁荣的局面的形成。南朝士大夫在诗歌的创作技巧方面是有发展的，细腻曲折的描写和音律词藻的讲求，给诗歌的艺术技巧带来了多样性;而北朝的诗篇却更多地歌唱出朴质真挚的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正是艺术的源泉与素材。这二者经过交流融合，到了唐代，就造成诗歌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气象。由于唐代社会有了变化而影响了文学艺术，诗歌也不再是少数贵族手中的专利品;一些有名的作家都不属于贵族特权阶级而大半来自中下层社会。他们比较接近广大的人民，了解民间的疾苦，也能体察并表达人民的情感和意识，这就使得诗歌的内容日益丰富，诗歌的意义和境界也日益高远。在唐诗中，我们看到远比汉魏六朝以来的诗歌丰富若干倍的内容：田园、山水、战场、边塞、农民、商贾、各种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妇女——从宫妃贵妾到尼姑娼妓、政治问题、历史故事、阶级矛盾、仙佛鬼怪以及朋友、男女间的喜怒爱憎和悲欢离合……这样广阔的内容自然就加强了诗的生命和提高了诗的价值。在形式方面，七言诗技巧的纯熟和律诗的正式形成，也是把诗歌的发展导向高峰的重要因素。而南方乐府的清新婉约、曲折缠绵同北方民歌的粗犷豪迈、刚劲雄浑相结合，又造成了唐诗在风格上的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因此，唐诗就真正地给祖国的文学带来了万丈光芒和无比骄傲。

前人把唐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历史地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确乎有它的特色。大约从唐代统一到唐玄宗即位以前(公元712年)的九十几年，是初唐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南朝纤巧秾丽的诗风还在影响着诗坛，但已由华靡浮艳渐趋于凝炼清新;而更突出的就是由于七言诗技巧的纯熟所带来的形式上的解放，篇幅较长的乐府歌行大量涌现出来了。另外，五七言八句的律诗也在这一阶段里正式完成。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五律，正体现了技巧的洗炼纯熟和思想感情的形象化的协调统一。稍后一点，到了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手里，不但五律写得情文并茂，七律也极尽清丽工整之能事了。到了盛唐(约为公元712年到766年，即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到唐代宗大历元年)，社会的急剧发展也给诗歌带来了蓬勃的气象。在这一时期里，著名作家多得不胜枚举，诗歌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五七言律诗的创作固然有更高的成就，但运用得最普遍的诗歌形式还要推七古和绝句。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里所表现的基本倾向是这样：思想是乐观健康的，感情是奔放昂扬、无拘无碍的，情调是爽朗明快、新鲜活泼的，语言是清新流畅、深人浅出的;即使是暴露社会的黑暗或倾吐人世间的不平，也显得那么波澜壮阔，敢怒敢言，并且带有豪迈的进取心和强烈的解放要求——这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气象”。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出现在盛唐。此外，还有酷爱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这一派在中唐时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为代表)，描写边塞风光的李颀、高适、岑参(这一派在中唐时有李益为代表)，以绝句擅胜场的王昌龄、王之涣……真是应有尽有，美不胜收。中唐时候(约从大历元年开始到公元835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社会动乱不已，民生也日趋凋敝，因而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人如张籍、元稹、白居易等一时并起。他们用浅显简括的语言写出了人民内心的怨抑不平，一直为后世广大人民所爱好。而稍前于张籍、元、白的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在当时虽享有盛名，到今天看来，却不免显得平淡了。与元白同时，还有在风格上力求新变而不免蹈于生硬艰涩境界的一派诗人——他们是孟郊、李贺、卢仝、贾岛等，而以韩愈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从太和以后至唐亡(公元836—905年，即所谓“晚唐”)，诗歌又重新走上绮靡藻绘的途径，像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正如一抹回光返照的斜阳，虽只有一刹那间的残辉，但紫雾红霞，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凄艳的印象。而唐代诗歌就在这种美丽而无力的风格下结束了它辉煌的生命。

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所录作家凡二千三百余人，诗凡四万八千余首。从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中只选出三百多首诗来，而且要比较准确而概括地反映唐诗的全貌，自然不是件容易事。但《唐诗三百首》的选辑者基本上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初唐四杰和沈、宋等人的律诗，初、盛之间做为李、杜前驱的陈子昂、张九龄等人的古诗，这个选本中虽选得不多。却篇篇都有代表性。盛唐的重要作品也都已网罗在内，而且所选的诗也都有代表性。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及十才子和元、白、韩、孟，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在这个选集里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这可以看出，选辑者的态度是非常公允的，而去取之间也相当审慎精确。这正是我们肯定《唐诗三百首》的主要原因。

另外，这个选本还有几个值得称赞的特点。我们知道，唐诗最突出、最优秀的部分是盛唐诗;没有盛唐诗，唐诗就不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评价。《三百首》的选辑者抓住了这个特色。照我的体会，他的选诗标准是以作品能代表“盛唐气象”与否为取舍的。就是他在选初、中、晚唐各个阶段的作品时，也大抵以符合“盛唐气象”的标准为依归。过于冷僻怪诞、或虽有独特风格而缺乏普遍意义的诗篇，如李贺、卢仝、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作品，就都没有入选。但入选的诸家，也并不因过分强调“盛唐气象”而抹煞他们带有独特风格的佳作，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就选了好几首。这是第一个特点。另外，选辑者对于同一作家的某些在风格、手法上不尽相同的作品，也能统筹兼顾，各选若干，而不失于偏执狭隘。因此，我们在《三百首》中虽只读了这个作家几首诗，也能略窥其整体。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作家是大有帮助的。比如王维，除选他的自然山水诗之外，还选了《老将行》和《洛阳女儿行》，这样，我们就可看出王维的风格在恬静幽闲之外还有雄健、清丽的两个方面。又比如韩愈，除选他的《石鼓歌》以见其怪诞突兀的风格外，还选了《山石》;这样，我们就可看出韩愈的风格也有清新流畅的一面。再比如李商隐，除选他的“无题诗”外，也选他的《韩碑》;这样，我们就可看出李商隐的风格除浪漫绮艳的一面之外，还有雄浑苍劲的一面。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选辑者不仅着眼于有名的作家，还注意到若干篇突出的有名的作品。比如五古选了元结的《贼退示官吏》，七古选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五律选了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七律选了崔颢的《黄鹤楼》，五绝选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些具有概括性、示范性的作品的入选，都足以说明选辑者的眼光、见解的正确和全面。第四个特点是选辑者有意照顾初学的人，使他们在开始接触唐诗时不致遇到太大的阻力。比如选李白的五、七言古诗不算少，而“古风五十九首”却一首也没有选。因为初学的人读这一组诗是比较吃力的，而且这些诗也不如《长相思》、《月下独酌》等篇容易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联想。又如选杜诗，舍《北征》、《奉先咏怀》而取《望岳》、《赠卫八处士》和《兵车行》;选白诗，舍“新乐府”而取《长恨歌》、《琵琶行》，也是同一道理。当然，选辑者对具有思想性的诗篇注意得不够，如选杜诗不选“三吏”、“三别”，选白诗不选讽谕诗，以及对描写大臣上朝和“应制”的诗篇感到较多的兴趣;这些都是受时代的限制使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这个选本在这方面的缺点。

说到阅读《唐诗三百首》，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为了了解唐诗发展的全貌，我们有必要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但如果为了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最好先从五、七绝入手。因为这些短诗既好懂又好记，而意境之深远、形象之生动却并不下于长诗。至于读古诗和律诗的先后，那要看个人的兴趣而定。对于名家如李、杜的作品固然应该注意，而对于那些名气不太大的作家的作品，就更应该逐一细读。因为这些作家的这几首诗竟能与名家的作品并列，想必有其不朽的道理在。何况这些人的诗集比较难得，去翻《全唐诗》又未免过于浩繁，正应趁此机会把这些零散的作品读过，实在可爱的还不妨背诵下来。把全书读过一两遍，觉得某一家的作品更合自己的脾胃，然后再去专门读那一家的全集——这正是选集所具有的桥梁作用。这是我个人一点读书的经验，姑且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谈两件小事。一、为什么这个选本要选三百首呢?这是由于模仿《诗经》，也是表示继承《诗经》的传统。《诗经》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收诗共三百零五篇，后来就把“三百”这个数字当做成数。除了《唐诗三百首》以外，近人还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也是根据同一道理。二、选辑《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是谁呢?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一个姓孙名洙的文人。这部《唐诗三百首》大约选辑于公元1763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据说他的妻子徐兰英对选辑此书也参加了意见(据古香书屋刊本《唐诗三百首注疏》所附的《蘅塘退士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