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札记·说古诗《冉冉孤生竹》和《回车驾言迈》

古代诗歌札记·说古诗《冉冉孤生竹》和《回车驾言迈》

先看《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首诗迭用比兴，以孤竹结根于泰山、兔丝附于女萝和蕙兰花的过时萎谢三个比喻贯穿全篇，显然是一首摹拟乐府体的文人作品。至于诗的主题，看似明白，但细经推敲，却又不易准确地把握。朱自清先生据清人吴淇《选诗定论》的说法，认为这是女子怨婚迟之作。而余冠英先生用明人闵齐华的说法，则认为此诗“写女子新婚久别的怨情”。主张婚迟说的，是就“轩车来何迟”、“过时而不采”这样的诗句来立论的;主张新婚久别说的，则认为诗中已有“与君为新婚”、“千里远结婚”这类的描写，不像是只订了婚而尚未出嫁的女子的语气。这两说有分歧，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女性，所写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女子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怨情。当代学者大都持这种看法，我过去也一直是这样讲的。

最近重读这首诗，并仔细翻阅了隋树森先生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看到他所采辑的清代学者的八种专著，以及书中引述的其他学者的评语，竟发现主张上述讲法的是少数，而一半以上的观点，都认为这首诗写的是贤士有才能而不得志于世，不见用于君，所以借夫妇为比喻，来抒发封建文人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今天已不适用。可是我却认为，汉代的诗人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比兴手法来写诗，也完全可以持这种观点来看待社会上存在的这类问题。屈原写《离骚》，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当然不必说了。从《诗经》到汉代乐府及五言诗，也是有轨迹可寻的。我们今天总认为夫妇或两性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社会关系亲密得多，古人却不这么看。在《诗经》里就有“燕尔新婚，如兄如弟”的句子，说明只有新婚夫妇才比得上手足之情。曹植是建安时代的诗人，距《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并不太远。他在送朋友如王粲、应场等人的诗中，都把彼此间的友情比作夫妇间的爱情。而在《七哀诗》、《浮萍篇》、《种葛篇》中，更以弃妇自比，把自己跟曹丕、曹睿的君臣关系比作夫妇。由此看来，《冉冉孤生竹》虽说写的是女子的哀怨之情，但把它解释为贤者怀才不遇之作，绝对不算牵强傅会。何况这样讲，我在前面所援引的两种说法，即怨婚迟或新婚久别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所以现在我讲这首诗，反倒倾向于反映贤士不遇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主题了。

从全诗的结构看，前四句连用两个比喻，自成一段。从“兔丝生有时”到篇末，一气呵成，哀怨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而最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两句，明明是反话，说明男女双方社会地位不同，作为女性，又有什么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呢?这同曹植《七哀诗》里说的“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无论在表现方法上或在思想涵义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看似弃妇口吻，实在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沉沦于社会底层。这种不得志的牢骚，上自贵族，下至民间文人，不都是作为封建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么?

开头四句的两个比喻，表面虽不相似而实质却基本相同。作者正是有意识要这样写的。“孤生竹”比喻弱女子，“泰山”即“太山”，古代“太”、“大”是一个字，所以也就是“大山”。孤生竹把根扎在太山脚下，比喻女子以强大的男性势力做为靠山，这种关系不是平等或对应的，而是依附和从属的。但既是夫妇，照理应该像兔丝和女萝一样，互相纠结缠绕在一处，不分彼此。李白《古意》：“君为女萝草，妾作兔丝花。”以女萝比男子，兔丝比女性。而兔丝之所以比女性，因为它是开花的。可是诗人在这里却用了个“附”字，意思是说兔丝对于女萝依然是依附、从属关系，这就意味着女人一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在封建社会中，君与臣，官与民，用人者与被用者，也同样是这种依附、从属关系，一个有才能的贤士并不因其有才能就一定受人赏识，被人重用，正如一个青春少女并不见得一定能及时而嫁或得到异性的钟爱，即使是新婚夫妇，双方也并不居于平等地位。所以这个“附”字好像是用错了，其实正体现了作者的用心。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两句，紧承上文而话却从正面冠冕堂皇地说起。“生有时”，指开花有定时，比喻女子青春容颜美好。朱自清：“花及时而开，夫妇该及时而会。”把这层意思引申开去，也就是贤才当及时而用。下面的“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两句，过去的讲法往往不易说得通。既说结为婚姻，却又说相去千里，远隔山陂(陂是湖或塘)，到底是已经结合了还是一直没有见面?如果从贤才求为当世所用的角度来领会，则困难可以迎刃而解。意思说只要双方有诚意结为婚姻，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可以聚首相会。这从道理上讲原是不成问题的。但残酷的现实却并不如此，而是“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虽有婚约，而“轩车”竟迟迟不来迎娶;正如封建统治者虽有求贤之名，而贤人却一直空空地在等待，并没有人前来聘他。这两句写得太实了，作者于是又把笔势荡开，再次用比喻说话：“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妙在“蕙兰花”的前面安上一个指代词“彼”字，仿佛诗人说的是同主题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其实笔荡得越远越虚，题扣得越紧越实。“过时而不采”的“时”字，不仅同上文“生有时”的“时”相呼应，而且跟“老”、“迟”、“萎”这些反面词语也息息相关，有着内在联系。这一朵朵“含英扬光辉”的香花，如果真的随秋草而萎谢，这可不能推说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地在糟踏美好事物，谁叫你“过时而不采”呢?所以这两句写得是相当沉痛的。写到这里，感情迸发，几乎无法再加以控制，于是笔锋一转，说了两句看上去是“代揣彼心，自安己分”(清张玉谷《古诗赏析》语)的话：“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其实却是怨情压抑得已达极点，故意把话反着说出来罢了。意思是：“你想必是固持着高尚节操的，我这做女人的又何必考虑得太多呢!”其实她所担心的正是惟恐对方不“执高节”而把她抛弃。如果引申到贤人有才而不为当世所用上面来，那么这“执高节”就成了无情的讽刺。在高位的封建统治者，一言一行看似节操高尚，原则性很强;其实他并不识人才，并没有把真正有才能的贤者看在眼里，正如负心男子把痴心少女视同“贱妾”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她抛弃了。作者这里有意用“高节”和“贱妾”两个带倾向性的词相对照，不难看出诗人的爱憎情感是十分鲜明的。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首古诗《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我在旧作《古诗述略》中曾说过，《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内容很复杂，但其共同特点则是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总的说来，这种消极情绪正是东汉王朝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具体反映，而我们却可以从这些诗中多少能看到一些东汉末年大乱前夕的社会侧影。”这首《回车驾言迈》，我以为最能反映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失意文人的消极的人生观了。

这是一首说理诗，但通首却通过形象思维来阐述道理，所以还是饶有诗味的。诗人在悠远渺茫的人生旅途上，看到事物盛衰有时，从而感叹人寿的短促和自己的一无所成，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当然，这首诗还有它积极的合理因素，如张玉谷说它是“自警”之作，清人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也说“此因士不得志而思留名于后也”。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毕竟还以“立身苦不早”为遗憾，想在生前死后留下宝贵的“荣名”，这比起玩世不恭或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来，总还积极多了。所以我认为，诗中流露出来的感伤情绪乃是东汉末年那一动乱年月的时代感，虽应批判，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所以清人陈祚明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中说：“慨得志之无时，河清难俟，不得已而托之身后之名，……悲夫!”朱筠在《古诗十九首说》中也评论道：“‘立身苦不早’，从无可奈何处泛泛说来，‘人生’二字又进一层，言即能立身，身非金石，何由长寿?亦不过‘奄忽随物化’而已，直是烟消灯灭，无可收拾。乃从世情中转一语曰，‘求点子荣名也罢了’。”这些话都可供我们参考，对了解诗意是很有帮助的。

前人谈《古诗十九首》，从来没有把这一首同上面《冉冉孤生竹》一首联系起来讲的，只有清人李因笃在《汉书音注》里说，这一首“与《冉冉孤生竹》篇意略同。但彼结出正意，此则转为愤词耳。”这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仅从李因笃的话里体会到上面一首的主题思想并非专写男女婚姻问题，而且还懂得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之点。那就是诗人都在为怀才不遇的贤士抱不平。拿这首诗来说，要得到“荣名”，也要凭借客观因素。决不是自己主观上想成名就办得到的，可是上一篇的结尾把这层意思委婉地说出来了：“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这就是李因笃所说的“结出正意”。至于这一首所谓的“愤词”，则从“焉得不速老”和“岂能长寿考”两个反问句体现出来。这既是自我慨叹，也是对社会的抗议。读者多读几遍，自然就体会得出，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这首诗一韵到底，但每两句构成一个层次，并且自然形成转折，后一个层次又紧紧同前一层相呼应，所以读起来给人以一种既有起伏顿挫又能一气呵成的感觉。这正是诗人运用辩证而统一的艺术技巧所产生的最佳成效。开头两句就语含双关。“回车”，本指车子掉转方向，这里却有茫然不知所往，驾着车兜圈子的意思。“言”是连接词，与“而”同义;“驾言迈”，等于说驾车而远行。第二句字面上是指驾着车长途跋涉，但“长道”实际是人生道路的象征，意思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驾着车转来转去，竟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顾”两句，写时光流逝，手法也很新。一般人慨叹人生短促，都爱从秋天景象着笔，以万物之凋伤憔悴来形容人生的迟暮之感。而这首诗偏着眼于春光的描绘，“东风摇百草”正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片更新气象。眼前全是新生事物，所以说“所遇无故物”。可是人却不能使年光倒流，只能自己不无遗憾地感叹“焉得不速老”了。这也正是李因笃所说的愤激文词。清代诗人黄景仁描写重阳佳节的景象曾写道：“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正是从“东风摇百草”这几句化出，用日新月异的客观世界来反衬自己主观世界的忧伤沉痛。这比直接用肃杀的秋景或凛冽的寒冬来刻画人生的阴郁冷漠更显得新鲜而深刻。

然而每个人的遭遇不同，“盛衰各有时”，机缘好的可以飞黄腾达，功成业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机缘不好的，就不免有生不逢时、坎坷终身之叹。于是诗人发出了“立身苦不早”的不平之鸣，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遗憾。退一步说，即使在较迟的时候有了立身的机会，但人的生命终归是有限的，不能与金石同寿。何况越是处于逆境，就越容易抑郁忧闷地死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就远离人间。只有得到“荣名”的人，才有希望流芳百世。实际上这正是作为一个生平不得志的封建文人，在自知一事无成、求“荣名”而不得的时候所发出的百无聊赖的感慨。但这是那个动乱的年代，那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夕，由客观形势造成的，能怪诗人自己吗?所以我说，诗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虽嫌消极，却反映出东汉末年封建王朝即将垮台，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即将吹起，诸侯军阀割据的分崩离析的局面即将来到，诗人才用微弱的心声唱出了属于个人小天地的不平。通过像《十九首》这类诗篇，来感受一下东汉末年时代的脉搏，正是我们受到启迪的一个饶有兴味和颇具历史意义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