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值。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
——《豫章黄先生文集》
〔注〕 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 子城:附于大城的子城,如内城及附郭的月城。 机:通几,几案。 资深: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曾受学于王安石。
宜州在北宋时是个边远瘴疠之地,崇宁二年(1103),有人指摘黄庭坚所作《承天院塔记》中有幸灾谤国之语,遂被朝廷贬往此地。他由鄂州(今湖北武昌)动身,历经潭、衡、永、全、桂诸州,于第二年夏天到达贬所,在此只安顿了半年,当局又下令将他逐出城关,命他搬到子城居住。对于作者来说,这种政治迫害,生活打击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绍圣元年(1094),他就因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谪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后来又因避亲嫌移住戎州(今四川宜宾),过了将近六年的拘禁生活,至元符三年(1100)才得放还。然不到三年,又罹此厄运。这时,作者已是个年届六旬的垂暮老人了。十年之中,他遭受了两次大的人生挫折,可谓历尽宦海沉浮,人间沧桑。但在作者笔下,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戚颓唐之意。
他将自己的陋室蜗居名之为“喧寂斋”,取闹中取静之意。黄庭坚在给朋友的诗中有“寄寂喧閧间,此道有汲引”(《次韵子实题少章寄寂斋》)句,正好作为自己此时此境的写照。说明自己虽身居喧愦闹市,甚至与“屠牛之机相值”,却没有烦恼萦心,而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显示自己在困苦环境下所保持的修养操守。正因为他有如此襟怀,才会在“上雨旁风,无有盖障”的陋室之中,处之泰然。“人以为不堪其忧”句出自《论语》,孔子曾称赞其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作者在元祐间已与苏轼齐名,被称为“苏、黄”,享誉天下,但作者并不以虚名为累,投荒遭贬,身陷逆境,旁人为之惋惜同情,以为不堪其忧,而作为当事人的作者却显露了豁达开阔的心怀:“余以为家本农耕,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此数语是全篇的熠熠闪光之处。作者的父亲黄庶虽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但祖上却是躬耕南亩的农民。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才名而讳言自己平民的出身与清寒的家世。甚至将贬所的陋室比之家乡的庐舍,以为假使没有那一段进士为宦的沉浮遭遇,则岂不恍若重返故居么?所以,旁观者以为他不堪其忧,而作者却认为无所可忧。如此看来,作者的贬远投荒,身居寒舍,只不过是归本返真而已。而他六十年的人生之旅,也只是一场轮回,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宜州的贬舍与江西的故居,对于四海为家,随缘任运、归本返朴的作者来说,简直是没有区别了。既然如此,对于眼下还其本来面目的处境,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并不是他一时的故作姿态。而是始终表里一贯的。和他同时代的人评:“山谷老人谪居戎、,而家书周谆,无一点悲忧愤嫉之气,视祸福宠辱,如浮云去来,何系欣戚”(宋张守《毘陵集》卷十一)。如果孔子再世,恐怕更要发出“贤哉、贤哉”的赞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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