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蝶恋花》原文赏析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王国维致力于填词,主要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三年(1907)间。这期间,他曾饱尝生离死别的滋味。如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为谟生两度北上,一次归来奔父丧,一次归来赋悼亡,都是生离之后继以死别。因此,他的《人间词》甲、乙两稿中有不少写离恨别苦的篇什,而由于有切身感受,往往写得极其凄惋悱恻。这首词也以居者之相思、行者之旅愁为抒写内容。但如果细加品味,可以看到,它是作者所说的“造境”之作,不是“写境”之作(见《人间词话》第二则)。其所造之境、所托之意,已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事,不复是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人间悲剧。用他在《红楼梦评论·余论》中的话来说,“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
词以“百尺朱楼临大道”一句在起处展示了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一座高楼,另一空间是一条大道。前者是居者的空间,后者是行人的空间。这两个空间为下面所要描述的那一人间悲剧提供了舞台。紧承这一起句,二、三两句“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先写这条大道上不分昼夜、往来不停的车马,让读者见到风尘仆仆的行人前,先听到隐隐若雷的车声。这两句,除了要引出下面所写的“行人”外,其词笔所及,则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行人,主要是写那楼外的劳劳尘寰、扰扰世界——产生无数生离死别悲剧的大舞台。词的第四句“独倚阑干人窈窕”,把高楼内的居者也推上了场。“窈窕”,点明其身分为女性;“独倚”,暗示其处境之孤寂。过拍“闲中数尽行人小”一句,更把楼上独倚阑干的闺人与楼外车马劳顿的行人连结了起来。也许这位闽人所期待的是某一个行人的归来,而其一片遐思、无穷幽恨却投向和融入那楼外熙熙攘攘的行人群中。句中的“闲”字和“数尽”二字,写出了其百无聊赖的状态;句末的一个“小”字,写出了其目送每一个行人远去的情景。这是写楼上之人的俯视,如果同时兼写楼下之人的仰视,则正似姜夔《过德清》诗所写:“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烟波渐远桥东去,犹见阑干一点愁。”这“一点愁”是居者与行人所共有、相沟通的。
下片换头“一霎车尘生树杪”句,在写法上是以扫为生,先把出现于上片的车马行人一笔扫去,从而生出下文。独倚阑干,闲数行人,本已难填补空虚的岁月,更何况路过楼前的车马,在望中总归是迅即远去,最后只见树杪扬起一阵灰尘,连那投向行人的视线竟也在一霎间为空间的距离所阻断。但最可悲的却是下两句所说:“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人已为无情的空间隔离,而无情的时间又使陌上、楼头之人,分别在风尘仆仆的旅途中、在闲数行人的阑干畔老去。那么,纵使行人有归来之日,也将如作者在另一首《蝶恋花》词中所说:“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在这充满苦痛的人间,离别是一个悲剧,归来还是一个悲剧。作者笔下的悲剧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绵延相续、重重叠叠的;在作者看来,人生的苦海,无论从时、空两方面看,都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词的歇拍两句“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则把词境化入傍晚的风雨之中,在终篇处推出一个明天将出现的路途积水、车马难行的更凄苦的场面。
作者在《人间词话》中把词人的观照分为“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者,并指出:前者,“物皆着我之色彩”,为“有我之境”;后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为“无我之境”。署名樊志厚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似把这首《蝶恋花》归入后者,称其为“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合作”,也就是说,这是一首属于“以物观物”、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已合而为一之作。词人对此人间悲剧是作为纯客观的观照者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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