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歌与散曲》发展

《明代诗歌与散曲》发展

 

(一)

明代是俗文学昌盛，传统诗文式微的时代。正当小说、戏曲占据文坛统治地位之际，传统诗文虽然也在发展演变，但与唐宋时期的盛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明代文学的发展阶段脉络清晰，大体分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从明太祖洪武至正德年间为前期，自明世宗嘉靖开始至明亡为后期。前期文学，成就不大，自中叶以后，文坛才出现了繁荣景象。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小说和戏曲，而诗歌、散文等传统文学，却相形见绌了。至于明代诗歌，虽然发展缓慢，道路曲折，但到底还是发展了。它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还有不可忽视的成就，仅据一部《明诗纪事》，就辑录了四千多家诗人的作品，很值得研究。

(二)

明代诗歌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是在众多流派争胜中取得前进的。它的发展线索，大体是这样——

一、明初，诗歌虽承袭宋、元遗风，却不乏优秀作家和富有现实内容的作品。其中比较有成就的诗人有：宋濂、刘基、高启和袁凯、杨基、张羽、徐贲、刘崧、孙蔶以及高棅、林鸿等。这里，成就最大的要算刘基与高启。刘诗以内容充实，感情真切，富有时代气息见长，其基调是沉郁苍凉。高诗基本风格爽朗清逸，温厚秀拔，诗歌成就似应高于刘基。

刘、高诗歌，对于扭转元末绮靡诗风起了良好的作用。但由于明初文网高压政策，许多诗人、文士不得不存有“吾志在山林”的退隐心里。杨基、张羽等人作品就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史称“闽中十子”之一的林鸿和高棅等人，论诗主唐音，且多摹拟唐人之作，对后来的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颇有影响，此后长达百年的“复古运动”，这时已露端倪。

二、其后，永乐、天顺年间的诗坛上出现了“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位台阁重臣)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这是一种雍容华贵，歌颂升平而形式平庸的诗风，但它却统治了明代诗坛一百年左右。

与此同时，也有些诗人保持着自己个性的创作。比如民族英雄于谦、著名学者方孝孺和郭登等人，仍能关心国家命运，体恤人民疾苦，揭露社会矛盾，留下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佳作。

三、约在成化、正德年间，“台阁体”的反对者才从诗坛上出现。先是以茶陵人、吏部尚书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提倡学诗者必“先得唐调”，并重视典雅工丽的形式追求。这个诗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不少弱点，不足以打倒“台阁体”，只是开了明代首次复古运动的先河罢了。真正有力的诗派，是明中叶弘治以后出现的“前七子”诗派。

这个诗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成员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文士，如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等。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响亮口号，正式树起文学复古旗帜，且有较好的创作实践，其影响比较广泛深远。

直至嘉靖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以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为成员的诗人群体(史称“后七子”)出现在诗坛上，复古声势更大了。他们继承李、何的主张，又发展了这个运动，前起后应很快挽回了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颓势，使“诗文必学汉魏、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又一次统治了诗坛。后七子中成就最大的是王世贞，在李攀龙死后，他独掌诗坛二十多年，其影响颇大。

前后七子的复古活动，虽然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但对于扭转明初“台阁体”的颓败诗风，是有积极贡献的。问题在于，他们以摹拟代替创作，且抑扬褒贬缺乏客观标准，结果使自己的理论滑向极端，创作也少有创新。当然，他们作品数量很大，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四、正当文学拟古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文坛上也有一些作家并不随波逐流，依旧卓然自立。比如在“前七子”期间，就有江南一带的画家兼诗人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的作品，自由挥洒，才情璀璨，各具特色，颇受人们的称道。此外，还有一些诗文家如杨慎、薛蕙和高叔嗣等人，也不为当时复古气焰所袭，而坚定目标，独树一帜。

五、明代后期的诗文，一直是在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中发展的，在万历、天启年间，拟古主义诗歌已陷入无生气之泥沼中。这时，首先起来反对复古运动的是“唐宋派”作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但他们均以散文名世，在诗歌上，则以“公安派”和“茶陵派”为主力。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就是湖北公安人袁宗道及其弟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主张诗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三袁”诗歌理论一出，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出来附和公安派的主张，推波助澜。这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的进击，具有积极意义。他们的作品虽有一定的革新意义，但成就不大。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较好的作品。

在上述两派出现之前，就有若干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如徐渭、汤显祖和李贽等人，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来反对拟古倾向。“三袁”的“性灵说”，就是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六、明代诗歌发展至明末、南明时期，竟陵派和公安派诗风的孤峭奇崛、疏离现实和思想贫浅等缺点，引起若干关心国运民生的进步诗人的不满。这时的政治性的文学团体复社和几社两个组织的作家，是明末文学的主要代表，其中成就显著的是陈子龙和年轻诗人夏完淳。他们明确地提出诗歌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社会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如《陈忠裕公全集》中的诗文，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

就总体而言，明代诗坛脱离现实的倾向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并未中断，除了上述那些诗人的优秀作品承继了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不少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以及有志之士，都写有具有深刻社会内容、高尚情操和凛然正气的佳作，除早期的于谦、中叶的戚继光和明末的陈子龙、夏完淳之外，还有抗清将领张煌言、瞿式耜等等。他们的作品，将永传千秋。

(三)

从上述明诗的发展历史看出，明诗的特色是：诗坛诗派林立，文人分门立户，诗论层出不穷，各派偏主一端，致使明诗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道路迂回地前进。这就是明诗有异于各代诗歌的最大特色。其余一些特点，均由此派生而出。

明代诗人正面临着俗文学兴盛，正统诗文式微的现实，大家试图用各种诗歌主张来拯救诗运，挽回危局。这正是诗派林立，诗论纷纭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相应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所持之论又往往偏胜而不能自圆。因此，明代二、三百年间，诗坛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论争之中，然而诗歌危机不但没有很好克服，反而越演越烈。如以现代眼光来看待明代的诗歌论争，当然，不会一概加以否定。其实，他们的一些论点和展开的斗争，不仅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在后世，以至今天，也不能说毫无意义。他们争论的若干问题，比如：如何正确学习和继承前人经验?如何看待诗歌艺术特质及美学性格?怎样发挥诗歌社会功能? 以及怎样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特殊规律?等等，都是关乎诗歌艺术的一些重大问题，是很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可惜的是，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妥善的方法与途径。这大概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某些阶级偏见所造成的吧。

正是明代诗歌的这些问题，给后世古典诗歌(何止古典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教训。